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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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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人生.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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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谈人生>
时光流逝,一转眼,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我的预算。有人认为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了,对人生的种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净。中国古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像我这样年届耄耋的老朽,当然已是“旧人”。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交了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我们虽无棒在手,也绝不会停下不走……
搜狐读书连载
出版时间: 2006年6月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录
希望在你们身上
漫谈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人生之美
三论人生
禅趣人生
一寸光阴不可轻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成功
虎年抒怀
新年抒怀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写我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清塘荷韵
漫谈伦理道德
尊师重道
谈礼貌
满招损,谦受益
谦虚与虚伪
容忍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不为
论压力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开卷有益
我最喜爱的书
广通声气博采众长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我的考证
谈翻译
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
实话实说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学习吐火罗文
十年回顾
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
千禧感言
赋得永久的悔
爱情
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追梦
人间自有真情在
迈耶一家
我的老师们
怀念乔木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哭冯至先生
回忆陈寅恪先生
记张岱年先生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梦萦未名湖
怀念西府海棠
二月兰
夹竹桃
马缨花
神奇的丝瓜
听雨
不完满才是人生
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
走运与倒霉
毁誉
世态炎凉
牛棚杂忆——缘起
老少之间
八十述怀
九十述怀
老年谈老
养生无术是有术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后记——季羡林散文之美
 

希望在你们身上
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这里面并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前后之别。老年人不必“倚老卖老”,青年人也不必“倚少卖少”。老年人当然先走,青年人也会变老。如此循环往复,流转不息。这是宇宙和人世间的永恒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一丝一毫。所谓社会的进步,就寓于其中。
中国古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像我这样年届耄耋的老朽,当然已是“旧人”。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交了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我们虽无棒在手,也绝不会停下不走,“坐以待毙”;我们仍然要焚膏继晷,献上自己的余力,跟中青年人同心协力,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
我说的这一番道理,迹近老生常谈,然而却是真理。人世间的真理都是明白易懂的。可是,芸芸众生,花花世界,浑浑噩噩者居多,而明明白白者实少。你们青年人感觉锐敏,英气蓬勃,首先应该认识这个真理。要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必须从这里开始。换句话说就是,要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漫长河中的地位。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造。这就是你们青年人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人生观和价值观当做一个哲学命题来讨论,徒托空谈,无补实际。一切人生观和价值观,离开了这个责任感,都是空谈。
那么,我作为一个老人,要对你们说些什么座右铭呢?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学些什么经验呢?我没有多少哲理,我也讨厌说些空话、废话、假话、大话。我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计。我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迹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我引一首宋代大儒朱子的诗: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声。
明白易懂,用不着解释。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寸阴。朱子心目中的“学”,同我们的当然不会完全一样。这个道理也用不着多加解释,只要心里明白就行。至于爱惜光阴,更是易懂。然而真正能实行者,却不多见。
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对你们的肺腑之谈。
青年们,好自为之。世界是你们的。
1994年12月4日

 

漫谈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大学生的时候,报刊杂志上曾刮起一阵讨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微风,文章写了一些,议论也发表了一通。我看过一些文章,但自己并没有参加进去。原因是,有的文章不知所云,我看不懂。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种讨论本身就无意义,无价值,不如实实在在地干几件事好。
时光流逝,一转眼,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我的预算。有人认为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了,对人生的种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净。
那么,长寿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也不是的。这对了解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会有一些好处的。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O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这一生。
其中不走运的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日子还能过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也终日忙忙碌碌,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锁。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活这一生。
对这样的芸芸众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何处谈起呢?我自己也属于芸芸众生之列,也难免浑浑噩噩,并不比任何人高一丝一毫。如果想勉强找一点区别的话,那也是有的:我,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人,对人生有一些想法,动过一点脑筋,而且自认这些想法是有点道理的。
我有些什么想法呢?话要说得远一点。当今世界上战火纷飞,人欲横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一个十分不安定的时代。但是,对于人类的前途,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的,人类大同之域绝不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微末不足道的一点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但是,这个道理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才能理解。鲁迅先生所称之“中国的脊梁”,指的就是这种人。对于那些肚子里吃满了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到头来终不过是浑浑噩噩的人来说,有如夏虫不足以语冰,这些道理是没法谈的。他们无法理解自己对人类发展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话说到这里,我想把上面说的意思简短扼要地归纳一下: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责任感。
1995年3月2日

人生之美
本书的作者池田大作名誉会长,译者卞立强教授,以及本书一开头就提到的常书鸿先生,都是我的朋友。我同他们的友谊,有的已经超过了40年,至少也有十几二十年了,都可以算是老朋友了。我尊敬他们,我钦佩他们,我喜爱他们,常以此为乐。
池田大作名誉会长的著作,只要有汉文译本(这些译本往往就出自卞立强教授之手),我几乎都读过。现在又读了他的《人生箴言》。可以说是在旧的了解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了解。在旧的钦佩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钦佩,我更以此为乐。
评断一本书的好与坏有什么标准呢?这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我个人认为,客观的能为一般人都接受的标准还是有的。归纳起来,约略有以下几项:一本书能鼓励人前进呢,抑或拉人倒退?一本书能给人以乐观精神呢,抑或使人悲观?一本书能增加人的智慧呢,抑或增强人的愚蠢?一本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呢,抑或降低?一本书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呢,抑或压低?一本书能给人以力量呢,抑或使人软弱?一本书能激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呢,抑或让人向困难低头?一本书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呢,抑或给人以低级下流的愉快?类似的标准还能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上面这一些也就够了。统而言之,能达到问题的前一半的,就是好书。若只能与后一半相合,这就是坏书。
拿上面这些标准来衡量池田大作先生的《人生箴言》,读了这一本书,谁都会承认,它能鼓励人前进;它能给人以乐观精神;它能增加人的智慧;它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它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它能给人以力量;它能鼓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它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总之,在人生的道路上,它能帮助人明辨善与恶,明辨是与非;它能帮助人找到正确的道路,而不致迷失方向。
因此,我的结论只能是:这是一本好书。
如果有人认为我在上面讲得太空洞,不够具体,我不妨说得具体一点,并且从书中举出几个例子来。书中许多精辟的话,洋溢着作者的睿智和机敏。作者是日本蜚声国际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宗教活动家。在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中,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观察人生,体验人生,终于参透了人生,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界。书中的话就是从他深邃的心灵中撒出来的珠玉,句句闪耀着光芒。读这样的书,真好像是走入七宝楼台,发现到处是奇珍异宝,拣不胜拣。又好像是行在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本书“一、人生”中的第一段话,就值得我们细细地玩味:“我认为人生中不能没有爽朗的笑声。”第二段话:“我希望能在真正的自我中,始终保持不断创造新事物的创造性和为人们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社会性。”这是多么积极的人生态度,真可以振聋发聩!我自己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我特别欣赏这一段话:“‘老’的美,老而美——这恐怕是比人生的任何时期的美都要尊贵的美。老年或晚年,是人生的秋天。要说它的美,我觉得那是一种霜叶的美。”我读了以后,陡然觉得自己真“美”起来了,心里又溢满了青春的活力。这样精彩的话,书中到处都是,我不再做文抄公了。读者自己去寻找吧。
现在正是秋天。红于二月花的霜叶就在我的窗外。案头上正摆着这一部书的译稿。我这个霜叶般的老年人,举头看红叶,低头读华章,心旷神怡,衰颓的暮气一扫而光,提笔写了这一篇短序,真不知老之已至矣。
1994年11月8日

三论人生
三论人生
…………
造化小儿对禽兽和人类似乎有点区别对待的意思。它给你生存的本能,同时又遏制这种本能,方法或者手法颇多。制造一个对立面似乎就是手法之一,比如制造了老鼠,又制造它的天敌猫。
对于人类,它似乎有点优待。它先赋予人类思想(动物有没有思想和语言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又赋予人类良知良能。关于人类本性,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我不大相信什么良知,什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我又无从反驳。古人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者,极少极少之谓也。即使是极少极少,总还是有的。我个人胡思乱想,我觉得,在对待生物的生存、温饱、发展的本能的态度上,就存在着一点点“几希”。
我们观察老虎、狮子等猛兽,饿了就要吃别的动物,包括人在内。它们绝没有什么恻隐之心,绝没有什么良知。吃的时候,它们也绝不会像人吃人的时候那样,有时还会捏造一些我必须吃你的道理,做好“思想工作”。它们只是吃开了,吃饱为止。人类则有所不同。人与人当然也不会完全一样。有的人确实能够遏制自己的求生的本能,表现出一定的良知和一定的恻隐之心。古往今来的许多仁人志士,都是这方面的好榜样。他们为什么能为国捐躯?为什么能为了救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性命?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就是这样的人。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只有这样的人能有。禽兽中是绝不会有什么“脊梁”,有什么“浩然之气”的,这就叫做“几希”。
但是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人能够做到,有的人就做不到。像曹操说:“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他怎能做到这一步呢?
说到这里,就涉及伦理道德问题。我没有研究过伦理学,不知道怎样给道德下定义。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反之,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到了曹操那样,就算是坏到了顶。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人,普天之下倒是不老少的。说这话,有点泄气。无奈这是事实,我有什么办法?
1996年11月13日

禅趣人生
我的人生感悟
禅趣人生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杨女士给我来信,说要编辑一套“禅趣人生”丛书,“内容可包括佛禅与人生的方方面面”。“我们希望通过当代学者对于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给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给被大众文化淹溺着的当今读书界、文化界留一小块净土,也为今天人文精神的重建尽一份努力。”无疑,这些都是极其美妙的想法,有意义,有价值,我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拥护。
但是,我却没有立即回信。原因绝不是我倨傲不恭,妄自尊大,而是因为我感到这任务过分重大,我惶恐觳觫,不敢贸然应命。其中还掺杂着一点自知之明和偏见。我生无慧根,对于哲学和义理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特别是禅学,我更感到头痛。少一半是因为我看不懂。我总觉得这一套东西恍兮惚兮,杳冥无迹。禅学家常用“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作比喻,比喻是生动恰当的。然而困难也即在其中。既然无迹可寻,我们还寻什么呢?庄子所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我在这里实在是不知道何所得,又何所忘,古今中外,关于禅学的论著可谓多矣。我也确实读了不少。但是,说一句老实话,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书、任何人能把“禅”说清楚的。
也许妙就妙在说不清楚。一说清楚,即落言筌。一落言筌,则情趣尽失。这种审美境界和思想境界,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对任何东西都要求分析、分析、再分析。而据我个人的看法,分析只是人的思维方式之一,此外还有综合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东方人所特有,至少是所擅长的。我现在正在读苗东升和刘华杰的《混沌学纵横谈》。“混沌学”是一个新兴的但有无限前途的学科。我曾多次劝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注意“模糊学”和“混沌学”,现在有了这样一本书,我说话也有了根据,而且理直气壮了。我先从这本书里引一段话:“以精确的观察、实验和逻辑论证为基本方法的传统科学研究,在进入人的感觉远远无法达到的现象领域之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在这些现象领域中,仅仅靠实验、抽象、逻辑推理来探索自然奥秘的做法行不通了,需要将理性与直觉结合起来。对于认识尺度过小或过大的对象,直觉的顿悟、整体的把握十分重要。”这些想法,我曾有过。我看了这一本书以后,实如空谷足音。对于中国的“禅”,是否也可以从这里“切入”(我也学着使用一个新名词),去理解,去掌握?目前我还说不清楚。
话扯得远了,我还是“书归正传”吧!我在上面基本上谈的是“自知之明”。现在再来谈一谈“偏见”。我的“偏见”主要是针对哲学的,针对“义理”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我对此不感兴趣。我的脑袋呆板,我喜欢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哲学这东西太玄乎,太圆融无碍,宛如天马行空。而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今天这样说,有理;明天那样说,又有理。有的哲学家观察宇宙、人生和社会,时有非常深刻、机敏的意见,令我叹服。但是,据说真正的大哲学家必须自成体系。体系不成,必须追求。一旦体系形成,则既不圆融,也不无碍,而是捉襟见肘,削足适履。这一套东西我玩不了。因此,在旧时代三大学科体系:义理、辞章、考据中,我偏爱后二者,而不敢碰前者。这全是天分所限,并不是对义理有什么微词。
以上就是我的基本心理状态。
现在杨女士却对我垂青,要我作“哲学思考”,侈谈“禅趣”,我焉得不诚惶诚恐呢?这就是我把来信搁置不答的真正原因。我的如意算盘是,我稍搁置,杨女士担当编辑重任,时间一久,就会把此事忘掉,我就可以逍遥自在了。
然而事实却大出我意料,她不但没有忘掉,而且打来长途电话,直捣黄龙,令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有点惭愧,又有点惶恐。但是,心里想的却是:按既定方针办。我连忙解释,说我写惯了考据文章。关于“禅”,我只写过一篇东西,而且是被赶上了架才写的,当然属于“野狐”一类。我对她说了许多话,实际上却是“居心不良”,想推掉了事,还我一个逍遥自在身。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颇为得意的时候,杨女士的长途电话又来了,而且还是两次。昔者刘先主三顾茅庐,躬请卧龙先生出山,共图霸业。藐予小子,焉敢望卧龙先生项背!三请而仍拒,岂不是太不识相了吗?我痛自谴责,要下决心认真对待此事了。我拟了一个初步选目。过后自己一看,觉得好笑,选的仍然多是考据的东西。我大概已经病入膏肓,脑袋瓜变成了花岗岩,已经快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了。于是决心改弦更张,又得我多年的助手李铮先生之助,终于选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里面不能说没有涉及禅趣,也不能说没有涉及人生。但是,把这些文章综合起来看,我自己的印象是一碗京海杂烩。可这种东西为什么竟然敢拿出来给人看呢?自己“藏拙”不是更好吗?我的回答是:我在任何文章中讲的都是真话,我不讲半句谎话。而且我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一生并不是老走阳光大道,独木小桥我也走过不少。因此,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我都尝了个够。发为文章,也许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不无帮助。这就是我斗胆拿出来的原因。倘若读者——不管是老中青年——真正能从我在长达八十多年对生活的感悟中学到一点有益的东西,那我就十分满意了。至于杨女士来信中提到的那一些想法或者要求,我能否满足或者满足到什么程度,那就只好请杨女士自己来下判断了。是为序。
1995年8月15日于北大燕园
(此文为《人生絮语》一书序言)

一寸光阴不可轻
中华乃文章大国,北大为人文渊薮,二者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倘机缘巧遇,则北大必能成为产生文学家的摇篮。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最近几十年来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文坛上,北大人灿若列星。这一个事实我想人们都会承认的。
最近若干年来,我实在忙得厉害,像50年代那样在教书和搞行政工作之余还能有余裕的时间读点当时的文学作品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幸而我还不能算是一个懒汉,在“内忧”、“外患”的罅隙里,我总要挤出点时间来,读一点北大青年学生的作品。《校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我几乎都看。前不久我读到《北大往事》,这是北大70、80、90三个年代的青年回忆和写北大的文章。其中有些篇思想新鲜活泼,文笔清新俊逸,真使我耳目为之一新。中国古人说:“雏凤清于老凤声。”我——如果大家允许我也在其中滥竽一席的话——和我们这些“老凤”,真不能不向你们这一批“雏凤”投过去羡慕和敬佩的眼光了。
但是,中国古人又说:“满招损,谦受益。”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体会这两句话的含义。“倚老卖老”固不足取,“倚少卖少”也同样是值得青年人警惕的。
天下万事万物,发展永无穷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你们对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深刻的了解。最好能背诵几百首旧诗词和几十篇古文,让它们随时含蕴于你们心中,低吟于你们口头。这对于你们的文学创作和人文素质的提高,都会有极大的好处。不管你们现在或将来是教书、研究、经商、从政,或者是专业作家,都是如此,概莫能外。对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必实下一番工夫,简练揣摩。这对你们的文学修养是绝不可少的。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则你们必然能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
宋代大儒朱子有一首诗,我觉得很有针对性,很有意义,我现在抄给大家: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声。
这一首诗,不但对青年有教育意义,对我们老年人也同样有教育意义。文字明白如画,用不着过多的解释。光阴,对青年和老年,都是转瞬即逝,必须爱惜。“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是我们古人留给我们的两句意义深刻的话。
你们现在是处在“燕园幽梦”中,你们面前是一条阳关大道,是一条铺满了鲜花的阳关大道。你们要在这条大道上走上60年,70年,80年,或者更多的年,为人民,为人类做出出类拔萃的贡献。但愿你们永不忘记这一场燕园梦,永远记住自己是一个北大人,一个值得骄傲的北大人,这个名称会带给你们美丽的回忆,带给你们无量的勇气,带给你们奇妙的智慧,带给你们悠远的憧憬。有了这些东西,你们就会自强不息,无往不利,不会虚度此生。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1998年5月3日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人类的才能,每个人都有所不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一般人称之为“天才”。有没有“天才”呢?似乎还有点争论,有点看法的不同。“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度曾大批“天才”,但其时所批“天才”,似乎与我现在讨论的“天才”不是一回事。根据我六七十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有“天才”是否定不了的,特别在音乐和绘画方面。你能说贝多芬、莫扎特不是音乐天才吗?即使不谈“天才”,只谈才能,人与人之间也是相差十分悬殊的。就拿教梵文来说,在同一个班上,一年教下来,学习好的学生能够教学习差的而有余。有的学生就是一辈子也跳不过梵文这个龙门。这情形我在国内外都见到过。
拿做学问来说,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我认为,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我丝毫也没有贬低勤奋的意思。无论干哪一行的,没有勤奋,一事无成。我只是感到,如果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的极限是有限度的。
现在,我来谈一谈天才、勤奋与机遇的关系问题。我记得六十多年前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时,读过一首英国诗人ThomasGray的诗,题目大概是叫“乡村墓地哀歌(Elegy)”。诗的内容,时隔半个多世纪,全都忘了,只有一句还记得:“在墓地埋着可能有莎士比亚。”意思是指,有莎士比亚天才的人,老死穷乡僻壤间。换句话说,他没有得到“机遇”,天才白白浪费了。上面讲的可能有张冠李戴的可能;如果有的话,请大家原谅。
总之,我认为,“机遇”(在一般人嘴里可能叫做“命运”)是无法否认的。一个人一辈子做事,读书,不管是干什么,其中都有“机遇”的成分。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机遇”不垂青,我至今还恐怕是一个识字不多的贫农,也许早已离开了世界。我不是“王半仙”或“张铁嘴”,我不会算卦、相面,我不想来解释这一个“机遇”问题,那是超出我的能力的事。
1997年

成功
什么叫成功?顺手拿来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上面写道:“成功:获得预期的结果”,言简意赅,明白之至。
但是,谈到“预期”,则错综复杂,纷纭混乱。人人每时每刻每日每月都有大小不同的预期,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总之是无法界定,也无法分类,我们不去谈它。
我在这里只谈成功,特别是成功之道。这又是一个极大的题目,我却只是小做。积七八十年之经验,我得到了下面这个公式:
天资+勤奋+机遇=成功
“天资”,我本来想用“天才”;但天才是个稀见现象,其中不少是“偏才”,所以我弃而不用,改用“天资”,大家一看就明白。这个公式实在是过分简单化了,但其中的含义是清楚的。搞得太烦琐,反而不容易说清楚。
谈到天资,首先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天资是不相同的,这是一个事实,谁也否定不掉。十年浩劫中,自命天才的人居然号召大批天才,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至今不解。到了今天,学术界和文艺界自命天才的人颇不稀见,我除了羡慕这些人“自我感觉过分良好”外,不敢赞一词。对于自己的天资,我看,还是客观一点好,实事求是一点好。
至于勤奋,一向为古人所赞扬。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等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家喻户晓。韩文公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更为读书人所向往。如果不勤奋,则天资再高也毫无用处。事理至明,无待饶舌。
谈到机遇,往往为人所忽视。它其实是存在的,而且有时候影响极大。就以我自己为例,如果清华不派我到德国去留学,则我的一生完全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把成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工夫。在这里,古人的教导也多得很。还是先举韩文公。他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两句话是大家都熟悉的。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静安先生第一境写的是预期。第二境写的是勤奋。第三境写的是成功。其中没有写天资和机遇。我不敢说,这是他的疏漏,因为写的角度不同。但是,我认为,补上天资与机遇,似更为全面。我希望,大家都能拿出“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来从事做学问或干事业,这是成功的必由之路。
2000年1月7日

虎年抒怀
真没有想到,一转瞬间,自己竟已到了望九之年。前几年,初进入耄耋之年时,对光阴之荏苒,时序之飘逸,还颇有点“逝者如斯夫”之感。到最近二三年来,对时间的流逝,神经似乎已经麻痹了,即使是到了新年或旧年,原来觉得旧年的最后一天和新年的第一天,其间宛若有极深的鸿沟,仿佛天不是一个颜色,地不是一个状态,自己憬然醒悟:要从头开始了,要重新“做人”了;现在则觉得虽然是“一元复始”,但“万象”并没有“更新”,今天同昨天完完全全一模一样,自己除了长了一岁之外,没有感到有丝毫变化。什么“八十述怀”之类的文字,再也写不出,因为实在无“怀”可“述”了。
但是,到了今天,时序正由大牛变成老虎,也许是由于老虎给我的印象特深,几年来对时间淡漠的心情,一变而为对时间的关注,“天增岁月人增寿”,我又增了一年寿。我陡然觉得,这一年实在是非同小可,它告诉我,我明确无误地是增加了一岁。李白诗:“高堂明镜悲白发”,我很少照镜子,头顶上的白色是我感觉到的,而不是我亲眼看到的,白色仿佛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头上。至于脸上的皱纹,则我连感觉都没有,我想也不去想它。
不管我的感觉怎样,反正我已经老了,这是一个丝毫也不容怀疑的事实。我已经老到了超过我的计划,超过我的期望。我父亲和母亲都只活了四十多岁,我原来的第一本账是活到50岁。据说人的寿限是遗传的,我绝不会活得超过父母太多。然而,五六十年,倏尔而过。六十还甲子,那时刚从牛棚里放出来,无暇考虑年龄。孔子的七十三,孟子的八十四,也如电光石火,一闪即逝。我已经忘记了原来的计划,只有预算,而没有决算,这实是与法律手续不合。可是再一转瞬,我已经变成了今天的我,已经是孑然一翁矣。按照洋办法,明年应该庆米寿了。
我活过的87年是短是长呢?从人的寿命来说,是够长的了。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17岁,难道还能不算长吗?从另一个观点上来看,它也够长的。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有过,我也从来没有见任何中外文人学士有过。是我“天才的火花”一闪,闪出来这一个“平凡的真理”。现在,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的历史充其量不过说到了5000年,而我活的时间竟达到了5000年的五十分之一,你能说还不够长吗?遥想5000年前,人类可能从树上下来已经有些时候了,早就发明了火,能够使用工具,玩出了许多花样,自称为“万物之灵”。可是,从今天看来,花样毕竟有限,当时所谓“天上宫阙”,可能就是指的月亮,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可是今天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原来笼罩在月宫上的一团神秘的迷雾,今天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人世沧桑,不可谓不大,而在这漫长的5000年中,我竟占了将近一百年,难道还能说不够长吗?
人类的两只眼睛长在脸上,不长在后脑勺上,只能向前看,想要向后看,必须回头转身。但是,在我回忆时,我是能向后看的。我看到的是一条极其漫长的隐在云雾中的道路,起点是山东的一个僻远的小村庄。从那里出发,我走到了济南,走到了北京,又走到迢迢万里的德国和瑞士。这一条路始终跟在我的身后,或者毋宁说被我拖在身后。在国外待了十年多以后,我又拖着这一条路,或者说这一条路拖着我重又回到了我亲爱的祖国。然后,在几十年之内,我的双足又踏遍了亚洲的、非洲的以及欧洲的许多国家,我行动的轨迹当然又变成了路。这一条路一寸也没有断过,它有时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有时又顺顺利利,痛痛快快,在现在的一瞬间,它就终止在我的脚下。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一抬腿,这一条路立即就会开始延伸,一直延伸到那一个长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什么时候延伸到那里,我不知道,但是看来还不会就到的。
近几年来,我读中外学术史和文学史,我有一个还没有听说别人有过的习惯:我先不管这些灿如流星的学者和诗人们的学术造诣,什么人民性,什么艺术性,这性,那性,我都置之不理,我先看他们的生卒年月。结果我有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活的年龄都不大,一般都是40、50、60岁。那少数著名的夭折的诗人,比如中国的李长吉,英国的雪莱和济慈等暂且不谈。活过古稀之年的真的不多。我年轻时知道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活了83岁,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活了80岁,英国的萧伯纳、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都活到超过了80岁,当时大为赞叹和羡慕。我连追赶他们,步他们后尘的念头,一点也没有,几乎认为那无疑是“天方夜谭”。然而,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曾几何时,蓦回头,那一条极长极长的用我的双脚踩成的路,竟把我拖到了眼前。我大吃一惊:我今天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他们。我从灵魂深处感到一阵震颤。
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方面觉得自己还年轻,在北大教授的年龄排名榜上,我离开状元、榜眼,还有一大截,我至多排在15名以后。而且,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绝不“加塞”。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真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几十年的老友不时有人会突然离开了人间,这种“后死者”的滋味是极难忍受的。而且意内和意外的工作,以及不虞的荣誉,纷至沓来。有时候一天接待六七起来访者和采访者。我好像成了医院里的主治大夫,吃饭的那一间大房子成了候诊室,来访的求诊者呼名鱼贯入诊。我还成了照相的道具,“审问”采访的对象,排班轮流同我照相。我最怕摄影者那一声棒喝:“笑一笑!”同老友照相,我由衷地含笑。但对某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我笑得起来吗?这让我想到电视剧《瞧这一家子》中那个假笑或苦笑镜头,心中觳觫不安。
每天还有成捆成包的信件报刊。来信的人几乎遍布全国,男女老少都有。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匪夷所思,我简直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圣人、神人。我的一位老友在他的文中说:“季羡林有信必复。”这真让我吃了苦头,我不想让老友“食言”,自己又写不了那么多信,只有乞灵于我的一位多年的助手,还有我的学生,请他们代复,这样才勉强过关。我曾向我的助手说,从今以后再不接受采访,再不答应当什么“主编”、“顾问”,再不写字了。然而话声还没有落地,又来了。来了,再三斟酌,哪一个也拒绝不了,只好自食其言,委曲求全。
这就是我产生矛盾心情的根源。我非常忆念十年浩劫中“不可接触者”的生活,那时候除了有时被批斗一下以外,实在很逍遥自在。走在路上,同谁也不打招呼,谁也不同我打招呼,谁也不会怪我,我也不怪任何人。我现在常常想到庄子的话:“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这是真正的见道之言。
我现在有时候真想到死。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绝不会自杀,不必对我严加戒备。人人都是怕死的,我对于死却并不怎样害怕。在1967年,我被“老佛爷”抄了家,头顶上戴的帽子之多之大,令人一看就胆战心惊。我一时想不开,制定了自杀的计划,口袋里装满了安眠药水和药片。我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只能采用资产阶级的自杀方式,绝不能采用封建主义的自杀方式,比如跳水、上吊、跳楼之类。我选择好了自杀的地方,那地方是在圆明园芦苇丛中,轻易不会被人发现的。大概等到秋后割芦苇时我才能被发现,那时我的尸体恐怕已经腐烂得不像样子了。想到这里,我的心能不震动吗?但是我死前的心情却异常平静,我把仅有的一点钱交给婶母和德华,意思是让她们苟延残喘地活下去。然后我正想跳墙逃走时,雄赳赳的红卫兵踹门进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批斗不是好事,然而却救了我一条命。提前批斗的原因是想打我的威风,因为我对“老佛爷”手下那一批喽啰态度“恶劣”。总之,我已到过死亡的边缘上,离死亡的距离间不容发。我知道死前的感觉如何,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此,从那以后,我认为,死并不可怕,而我能活到今天,多活的这几十年都是白捡的。多活一天,就是白捡一天。我还有一个教训:对恶人或坏人,态度一定要“恶劣”。态度和蔼会导致死亡,态度恶劣则能救命。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说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比较勤奋。我一生没有敢偷过懒。一直到今天,我每天仍然必须工作七八个小时。碰巧有一天我没有读书或写作,我在夜间往往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痛责自己虚度一天。曹操有一首著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对此诗是非常欣赏的。我的毛病是忘乎所以,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我的所作所为,是“老骥伏枥,志在万里”。我仿佛像英国人所说的teenager。我好像还不知道有多少年好活,脑筋里还不知道有多少读书计划,有多少写作计划好作。一个老年人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方面可以说是好事。另一方面,则只能说是坏事。这简直近于头脑发昏,头脑一发昏,就敢于无所不为。前两年,我从一米八高的窗台上跳下,就是一个好例子,朋友们都替我捏一把“后”汗,我自己也不禁后怕不已。
就这样,我现在的心情是经常在矛盾中,一方面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一方面又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方面也常提到死,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并不怕死,死亡离开自己还颇远。可是矛盾的结果,后者往往占了上风。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苏东坡是我最喜欢者之一。记得十几岁作诗谜时,我采用的就是《苏东坡全集》。虽然不全懂,但糊里糊涂地翻了一遍。最近一两年来,又特爱苏东坡的词,我能够背诵不少首。我独爱其中一首《浣溪沙》。题目是“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原文是: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东坡问:“谁道人生无再少?”我答曰:“我道人生有再少。”我现在就有“再少”的感觉。这是我的现身说法。但是,我的“再少”在我的内心中似乎还是有条件的:吃饭为了活着,但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吃饭,还不如不活为佳。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现在虔心祝愿我们全国安定团结,国泰民安。我祝愿全世界不再像现在这样乱糟糟的,狼烟四起,五洲震荡。祝福自己,虎年大吉。
1998年1月27日旧历元旦前夕

新年抒怀
除夕之夜,半夜醒来,一看表,是一点半钟,心里轻轻地一颤:又过去一年了。
小的时候,总希望时光快快流逝,盼过节,盼过年,盼迅速长大成人。然而,时光却偏偏好像停滞不前,小小的心灵里溢满了忿忿不平之气。
但是,一过中年,人生之车好像是从高坡上滑下,时光流逝得像电光一般。它不饶人,不了解人的心情,愣是狂奔不已。一转眼间,“两岸猿声蹄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滑过了花甲,滑过了古稀,少数幸运者或者什么者,滑到了耄耋之年。人到了这个境界,对时光的流逝更加敏感。年轻的时候考虑问题是以年计,以月计。到了此时,是以日计,以小时计了。
我是一个幸运者或者什么者,眼前正处在耄耋之年。我的心情不同于青年,也不同于中年,纷纭万端,绝不是三两句就能说清楚的。我自己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我一生最辉煌的年份之一。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多得不得了,压到我身上,使我无法消化,使我感到沉重。有一些称号,初戴到头上时,自己都感到吃惊,感到很不习惯。就在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前天,在解放后第一次全国性国家图书奖会议上,在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的,包括文理法农工医以及军事等等方面的五十一万多种图书中,在中宣部和财政部的关怀和新闻出版署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国七十多位专家的认真细致的评审,共评出国家图书奖45种。只要看一看这个比例数字,就能够了解获奖之困难。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评选工作。至于自己同获奖有份,一开始时,我连做梦都没有梦到。然而结果我却有两部书获奖。在小组会上,我曾要求撤出我那一本书,评委不同意。我只能以不投自己的票的办法来处理此事。对这个结果,要说自己不高兴,那是矫情,那是虚伪,为我所不取。我更多地感觉到的是惶恐不安,感觉到惭愧。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图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评上,自己却一再滥竽。这也算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幸运吧。我在这里还要补上一句:在旧年的最后一天的《光明日报》上,我读到老友邓广铭教授对我的评价,我也是既感且愧。
我过去曾多次说到,自己向无大志,我的志是一步步提高的,有如水涨船高。自己绝非什么天才,我自己评估是一个中人之才。如果自己身上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自己是勤奋的,这一点差堪自慰。我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是一个自知之明超过需要的人,是一个思维不懒惰,脑筋永远不停地转动的人。我得利之处,恐怕也在这里。过去一年中,在我走的道路上,撒满了玫瑰花,到处是笑脸,到处是赞誉。我成为一个“很可接触者”。要了解我过去一年的心情,必须把我的处境同我的性格,同我内心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现在写“新年抒怀”,我的“怀”,也就是我的心情,在过去一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是,我并没有被鲜花和赞誉冲昏了头脑,我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一位年轻的朋友说我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我似乎是朝气蓬勃,在学术上野心勃勃,我揽的工作远远超过一个耄耋老人所能承担的,我每天的工作量在同辈人中恐怕也居上乘。但是我没有忘乎所以,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在朋友欢笑之中,在家庭聚乐之中,在灯红酒绿之时,在奖誉纷至潮来之时,我满面含笑,心旷神怡,却蓦地会在心灵中一闪念:“这一出戏快结束了!”我像撞客的人一样,这一闪念紧紧跟随着我,我摆脱不掉。
是我怕死吗?不,不,绝不是的。我曾多次讲过:我的性命本应该在十年浩劫中结束的。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性中,我侥幸活了下来。从那以后,我所有的寿命都是白捡来的;多活一天,也算是“赚了”。而且对于死,我近来也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看法:“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死是自然规律,谁也违抗不得。用不着自己操心,操心也无用。
那么我那种快煞戏的想法是怎样来的呢?记得在大学读书时,读过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散文:《重过西园码头》,时隔六十余年,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一句话:“从现在起我们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这就说明,过去日子过得不仔细,甚至太马虎。俞平伯先生这样,别的人也是这样,我当然也不例外。日子当前,总过得马虎。时间一过,回忆又复甜蜜。宋词中有一句话:“当时只道是寻常。”真是千古名句,道出了人们的这种心情。我希望,现在能够把当前的日子过得仔细一点,认为不寻常一点。特别是在走上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时,更应该这样。因此,我的快煞戏的感觉,完全是积极的,没有消极的东西,更与怕死没有牵连。
在这样的心情的指导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很多的人。首先是想到了老朋友。清华时代的老朋友胡乔木,最近几年曾几次对我说,他想要看一看年轻时候的老朋友。他说:“见一面少一面了!”初听时,我还觉得他过于感伤,后来逐渐品味出他这一句话的分量。可惜他前年就离开了我们,走了。去年我用实际行动响应了他的话,我邀请了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谊的老友聚了一次。大家都白发苍苍了,但都兴会淋漓。我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好事。我哪里会想到,参加聚会的吴组缃现已病卧医院中。我听了心中一阵颤动。今年元旦,我潜心默祷,祝他早日康复,参加我今年准备的聚会。没有参加会的老友还有几位。我都一一想到了,我在这里也为他们的健康长寿祷祝。

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轻的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学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我最近颇接触了一些青年学生,我认为他们是我的小友。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来越深,几乎可以同我的年龄成正比。他们朝气蓬勃,前程似锦。我发现他们是动脑筋的一代,他们思考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淳朴、直爽,处处感动着我。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们祖国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待这一批青年,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同时还要向他们学习。这是就公而言。在私的方面,我同这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们在一起,他们身上那一股朝气,充盈洋溢,仿佛能冲刷掉我身上这一股暮气,我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若干年。同青年们接触真能延长我的寿命。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学生就是我的药石,就是我的神仙。我企图延长寿命,并不是为了想多吃人间几千顿饭。我现在吃的饭并不特别好吃,多吃若干顿饭是毫无意义的。我现在计划要做的学术工作还很多,好像一个人在日落西山的时分,前面还有颇长的路要走。我现在只希望多活上几年,再多走几程路,在学术上再多做点工作,如此而已。
在家庭中,我这种快煞戏的感觉更加浓烈。原因也很简单,必然是因为我认为这一出戏很有看头,才不希望它立刻就煞住,因而才有这种浓烈的感觉。如果我认为这一出戏不值一看,它煞不煞与己无干,淡然处之,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过去几年,我们家屡遭大故。老祖离开我们,走了。女儿也先我而去。这在我的感情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痕。尽管如此,我仍然有一个温馨的家。我的老伴、儿子和外孙媳妇仍然在我的周围。我们和睦相处,相亲相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最可爱的人。除了人以外,家庭成员还有两只波斯猫,一只顽皮,一只温顺,也都是最可爱的猫。家庭的空气怡然,盎然。可是,前不久,老伴突患脑溢血,住进医院。在她没病的时候,她已经不良于行,整天坐在床上。我们平常没有多少话好说。可是我每天从大图书馆走回家来,好像总嫌路长,希望早一点到家。到了家里,在破藤椅上一坐,两只波斯猫立即跳到我的怀里,让我搂它们睡觉。我也眯上眼睛,小憩一会儿。睁眼就看到从窗外流进来的阳光,在地毯上流成一条光带,慢慢地移动,在百静中,万念俱息,怡然自得。此乐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老伴却突然病倒了。在那些严重的日子里,我在从大图书馆走回家来,我在下意识中,总嫌路太短,我希望它长,更长,让我永远走不到家。家里缺少一个虽然坐在床上不说话却散发着光与热的人。我感到冷清,我感到寂寞,我不想进这个家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就更加频繁地出现那一句话:“这一出戏快煞戏了!”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老伴虽然仍然住在医院里,病情已经有了好转。我在盼望着,她能很快回到家来,家里再有一个虽然不说话但却能发光发热的人,使我再能静悄悄地享受沉静之美,让这一出早晚要煞戏的戏再继续下去演上几幕。
按世俗算法,从今天起,我已经达到83岁的高龄了,几乎快到一个世纪了。我虽然不爱出游,但也到过30个国家,应该说是见多识广。在国内将近半个世纪,经历过峰回路转,经历过柳暗花明,快乐与苦难并列,顺利与打击杂陈。我脑袋里的回忆太多了,过于多了。眼前的工作又是头绪万端,谁也说不清我究竟有多少名誉职称,说是打破纪录,也不见得是夸大,但是,在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负担太重了。我真有点承受不住了。尽管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一不悲观,二不厌世,可是我真想休息了。古人说:“夫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晚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最后一句是“你也休息”,仿佛也表达了我的心情,我真想休息一下了。
心情是心情,活还是要活下去的。自己身后的道路越来越长,眼前的道路越来越短,因此前面剩下的这短短的道路,更弥加珍贵。我现在过日子是以天计,以小时计。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是可贵的。我希望真正能够仔仔细细地过,认认真真地过,细细品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认为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寻常”。我希望千万不要等到以后再感到“当时只道是寻常”,空吃后悔药,徒唤奈何。对待自己是这样,对待别人,也是这样。我希望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使我的老朋友,我的小朋友,我的年轻的学生,当然也有我的家人,都能得到愉快。我也绝不会忘掉自己的祖国,只要我能为她做到的事情,不管多么微末,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做。只有这样,我心里才能获得宁静,才能获得安慰。“这一出戏就要煞戏了”,它愿意什么时候煞,就什么时候煞吧。
现在正是严冬。室内春意融融,窗外万里冰封。正对着窗子的那一棵玉兰花,现在枝干光秃秃的一点生气都没有。但是枯枝上长出的骨朵儿却象征着生命,蕴涵着希望。花朵正蜷缩在骨朵儿内心里,春天一到,东风一吹,会立即能绽开白玉似的花。池塘里,眼前只有残留的枯叶在寒风中在层冰上摇曳。但是,我也知道,只等春天一到,坚冰立即化为粼粼的春水。现在蜷缩在黑泥中的叶子和花朵,在春天和夏天里都会蹿出水面。在春天里,“莲叶何田田”。到了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将是何等光华烂漫的景色啊。“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现在一方面脑筋里仍然会不时闪过一个念头:“这一出戏快煞戏了。”这丝毫也不含糊;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一出戏的高潮还没有到,恐怕在煞戏前的那一刹那才是真正的高潮,这一点也绝不含糊。
1994年1月1日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二十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绝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够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是不是杜甫的诗:“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举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一行腻味了。“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并不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诗,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出这样的话吗?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了一笔清楚的账。
世界各国应该都有知识分子。但是,根据我七八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有其共同之处,有知识,承担延续各自国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这两点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处却是多而突出。别的国家先不谈,我先谈一谈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长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识分子。我的总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十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结”(inferioritycomplex)。他们一方面吹嘘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向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有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尽管极难对付,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哪一个也不得不来对付。古代一个皇帝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真是一针见血。创业的皇帝绝不会是知识分子,只有像刘邦、朱元璋等这样一字不识的,不顾身家性命,“厚”而且“黑”的,胆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为开国的“英主”。否则,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为什么单单推他当头儿?可是,一旦创业成功,坐上金銮宝殿,这时候就用得着知识分子来帮他们治理国家。不用说国家大事,连定朝仪这样的小事,刘邦还不得不求助于知识分子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义的那一群铁哥儿们,个个服服帖帖,跪拜如仪,让刘邦“龙心大悦”,真正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无关实则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问题,也就是隐居或出仕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因而写出了有名的《隆中对》呢?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这不是面子又是什么呢?

我还想进一步谈一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古怪、很难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没有中举前的周进和范进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还栩栩如生。中国历史上一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绝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槃”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同“面子”一样,“骨气”这个词儿也是无法译成外文的,是中国的国粹。要举实际例子的话,那就可以举出很多来。《三国演义》中的祢衡,就是这样一个人,结果被曹操假手黄祖给砍掉了脑袋瓜。近代有一个章太炎,胸佩大勋章,赤足站在新华门外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只好钦赠美名“章疯子”,聊以挽回自己的一点面子。
中国这些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大。他们又仗着“骨气”这个法宝,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么“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他们根本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留一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须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统治和尊严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理论”: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在外国知识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同中国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种姓,为首的是婆罗门。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识就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最高种姓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封的。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却有一件天大的怪事,实在出人意料。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印度古典戏剧中,少数婆罗门却受到极端的嘲弄和污蔑,被安排成剧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剧中,语言是有阶级性的。梵文只允许国王、帝师(当然都是婆罗门)和其他高级男士们说,妇女等低级人物只能说俗语。可是,每个剧中都必不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罗门,他们插科打诨,出尽洋相,他们只准说俗语,不许说梵文。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罗门的地方。这有点像中国古代嘲笑“腐儒”的做法。《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识分子——的地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是这种人物。为什么中印同出现这个现象呢?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我在上面写了我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写历史,连鉴往知今一类的想法我都没有。倘若有人要问:“现在怎样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变成历史,不在我写作范围之内,所以我不答复,如果有人愿意去推论,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干。
最后我还想再郑重强调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我自己对这个向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当然也大可不必“刮目相看”。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至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只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够了。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巴老为什么以老迈龙钟之身,呕心沥血来写《随想录》呢?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1995年7月18日

我写我
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的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在中学时候,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就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还没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样呢?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80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副实。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在那骇人听闻的所谓什么“大革命”中,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1992年11月16日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
陈寅恪先生的一家是爱国之家,从祖父陈宝箴先生、父亲散原老人到陈先生自己都是爱国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她们的下一代,我想也是爱国的。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当时陈宝箴先生在城里,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实际上是因日本侵略中国才拒绝服药、拒绝吃饭而去世的。那么,陈先生的爱国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想就这个题目,谈点我个人的看法,这里面牵涉到《柳如是别传》。
爱国主义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词,大家一听爱国主义,都是不会批判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爱自己的国家。但它同我们市场上的货物一样,有真货,有假货,有冒牌的。我以为爱国主义应该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一种是假冒伪劣的。这个区别并不难。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要抗日。这个大家没有否定。那么日本人也高呼爱国主义,东条英机也高呼爱国,但是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日本的爱国主义一对比,中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这样:它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别的民族。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联系的。假的爱国主义就是侵略别人、压迫别人,然后反而高呼爱国。我这里举日本军国主义为例,希特勒也是。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喊得雷一般响,但却对别的国家发起了闪电战。他爱什么国呢?他爱他的法西斯国家,侵略别人,压迫别人,奴役别人。所以爱国主义应该分成两种,其道理是比较容易懂的。这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陈宝箴先生、陈散原老人、陈寅恪先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义的。后来我又想这个问题,恐怕正义的爱国主义又应当分为两个层次:一般人,我们中国受别人侵略,我们起来反抗,爱我们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歌颂的、赞扬的。但我觉得这种爱国主义是一般的,层次不高;层次更高的是与文化联系起来。我想陈先生所撰的《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大家都看过,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么说呢,王静安先生与陈先生的岁数虽有差别,环境也不一样,可是两个人的关系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心有灵犀一点通”。诗中讲:“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从中可以知道,当年陈先生与王观堂先生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寒夜中谈论过去的事,两人相对流泪,两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我今天想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陈先生的这段挽词同在清华立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的铭文(也出自陈先生之手)内容差不多。碑文很短,讲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我们高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尽一致,我自己感觉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爱国主义。这一点我在北京已经讲过,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专门搞哲学,严格讲也不专门搞历史。但是喜欢胡思乱想。我想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像中国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史可法等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汉至清有一系列爱国主义人物,深入人心。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我在欧洲待了好多年,了解一点,欧洲如举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就不好举。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奇怪,立国几千年,按道理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封建社会,天子、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允许侵略别人,不允许别人侵略,应该能够这么讲。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从先秦的周代等时期开始,中国就被当时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所侵扰。秦始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筑长城。当然长城并不只是秦始皇时代才修筑的,在战国时期就修了。长城的修筑,有效地抵御了匈奴的侵扰。到了汉代,开国之主刘邦也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来汉武帝时几员著名大将,跟匈奴作战,打了几个胜仗。可无论如何,北方的威胁却始终没有解除。曹操时,北方威胁仍存;到了五胡乱华时代则更不必说了。唐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对突厥秘密称臣。后来,唐太宗觉得称臣于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设法掩盖这个事实。整个唐代,北方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辽,后是金。两个北宋皇帝徽宗、钦宗让人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后来宋廷偏安于中国东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统治民族蒙古族是我们今天的兄弟民族,在当时不能这样看。蒙古在灭宋以前,已经建成了一个大帝国。我们不能把古代现代化。中华民族这个包括56个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明确形成的。满族今天也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当时满族的文化与我们不一样,当然,满族一入关就汉化,可毕竟是另一个文化体系。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爱国主义,就因为有外敌,而且一直没断,原来一直在北方,后来是东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厉害的是明朝末年从澳门进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形成了帝国主义。还有南方。东西南北都有外敌。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事实,存在决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产生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必然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没有侵略过别人。封建时代的中国,汉族也侵略了别的不少民族,这是不能否定的。可总起来看,是御外敌的。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中华民族天生就爱国,这也不符合历史情况。欧洲则不是这种情况,欧洲长期是乱七八糟的,建国时间又短。美国的情况更特殊,它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外敌,所以美国讲爱国主义,我不知道怎么爱法。这是我信口谈来。由此,我就想到陈先生在给王观堂所撰的挽词前的短序中讲了这么一个想法:中华文化是三纲六纪。据我的体会,里面就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说君臣这一纲,陈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贤与否,无关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陈先生又讲,三纲六纪是抽象理想。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东西必然有所寄托,陈先生原文作“依托”。一个是依托者,一个是被依托者。作为文化的三纲六纪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现不出来,它必然要依托他物,依托什么东西呢?陈先生讲的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总起来就是国家。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依托者没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现,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为了同义词。再回过头来,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自杀,当时外面议论很多,陈寅恪先生认为他不是为了具体的人,不是忠于清王室或宣统皇帝,认为他忠于清朝或宣统皇帝不过是流俗之见。王国维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个依托——国,以王国维先生而言,这个依托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清朝灭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国维先生,按陈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么,为这个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陈先生认为王静安先生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所依托的那个国不能存在了,具体的东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无法依存,于是执意自杀。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与王国维先生心心相通?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就是我要解释的。中国外来文化,第一个是佛教,佛教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传播到中国的;后来元朝蒙古族文化进入中国,靠的是武力;清朝满族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国,背后有武力。这二者之间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不依靠武力,有的则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冲突很剧烈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钱牧斋与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当其冲。他们的心态,是为中国的汉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态。当明朝这个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体化的国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杀了。钱牧斋虽说没有自杀,可是从他的心态看得出来。到了后来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这又是一个文化大变革的时期。王国维先生与陈先生均生活于当时,故陈先生对王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的解释,不同于流俗的那种解释,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
有一个问题是近来常谈的,我看本次与会论文中也有:讲陈先生的诗中含有悲观主义情绪,调子不是那么乐观的。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说陈先生是一位考据大师,这话一点也不错。考据这个学问到了陈先生手中得心应手,是到家了。那么,陈先生的考据与乾嘉朴学大师的有没有区别呢?我看区别很大。陈先生为人,不慕荣利,不与人争,大家都很容易误认为陈先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关心时事的。实际上,各位陈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陈先生绝不是那种人,陈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非常爱护的人。他非常关心时事,他不仅关心过去的事,也关心时事。陈先生诗中,有古典,有今典,还有佛典,很复杂,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陈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种感情,表面看起来是泛泛的考证,考证是无懈可击的,但考证里面有感情,乾嘉大师们就做不到这点,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学习陈先生,一方面是学习他的考证、他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应学习他寄托在考证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论文(著),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烦琐考证: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却是爱国、爱文化。陈先生在1929年写了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我看在这里爱国主义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爱我的国家,一般的;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陈先生此诗,包含高、低两层次的含义。
陈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费那么大的力量,克服那么大的困难来写《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从陈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陈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对中国文化的感情,都在里面。
解放以后,陈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诗,外面有很多传说。陈先生在诗中是否对现实都满意呢?我认为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时代的政治也不能为当时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来也不会。陈先生的诗十分难懂,周一良先生讲过几次,的确是非常难懂,有些话不能直说,婉转地说,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难查。陈先生诗中表现的感情,我觉得并不奇怪,若在50年代,我还不能这样讲,经过了45年,陈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他忧国忧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绝对不会写这样的诗。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若陈先生是真的不爱国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做学问、写诗。这正如当时某些上海人所说的“国事管他娘,打打麻将”。对国家漠不关心,才会这样。而陈先生的关心,就是爱国的表现,不管这个国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学多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非常英明,这为我们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得到最高赞扬。
羡林案:我这一篇发言,既无讲稿,连提纲也没有。中大历史系的同志们,根据录音,整理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容易,应当向他们致谢。我看了一遍,只做了极小的改动。原来的口气都保留了。
1994年10月26日

清塘荷韵
楼前有清塘数亩。记得三十多年前初搬来时,池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后来时移事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
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的池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
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致永远埋在泥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够出,都是极大的未知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命了。
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经过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片旖旎的风光。可是,我翘盼的水面上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心,以为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子,由于人力无法解释的原因,大概不会再有长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
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是却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而且最初只长出了五六个叶片。我总嫌这有点太少,总希望多长出几片来。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边上去观望。有校外的农民来捞水草,我总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不要碰断叶片。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清的秋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个叶片。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虽微有希望但究竟仍令人灰心的一年。
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漂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在严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行动,因为在离开原有五六个叶片的那块基地比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叶片。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的范围,都是惊人地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为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原来我心中还迟迟疑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不是真正的荷花。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洪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
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只要你肯费力来观摩一下,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前池塘里的荷花。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几十枝,而且迅速地扩散、蔓延。不到十几天的工夫,荷叶已经蔓延得遮蔽了半个池塘。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正从露出水面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
光长荷叶,当然是不能满足的。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据了解荷花的行家说,我门前池塘里的荷花,同燕园其他池塘里的,都不一样。其他地方的荷花,颜色浅红;而我这里的荷花,不但红色浓,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开出16个复瓣,看上去当然就与众不同了。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地凌驾于莲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幼时读旧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爱其诗句之美,深恨没有能亲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赏一番。现在我门前池塘中呈现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是我把西湖从杭州搬到燕园里来了。岂不大快人意也哉!前几年才搬到朗润园来的周一良先生赐名为“季荷”。我觉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难道我这个人将以荷而传吗?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漂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晚上,我们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边石头上纳凉。有一夜,天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银光洒在荷花上。我忽听扑通一声,是我的小白波斯猫毛毛扑入水中,它大概是认为水中有白玉盘,想扑上去抓住。它一入水,大概就觉得不对头,连忙矫捷地回到岸上,把月亮的倒影打得支离破碎,好久才恢复了原形。
今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而荷花则开得特欢。绿盖擎天,红花映日,把一个不算小的池塘塞得满而又满,几乎连水面都看不到了。一个喜爱荷花的邻居,天天兴致勃勃地数荷花的朵数。今天告诉我,有四五百朵;明天又告诉我,有六七百朵。但是,我虽然知道他为人细致,却不相信他真能数出确实的朵数。在荷叶底下,石头缝里,旮旮旯旯,不知还隐藏着多少蓇葖儿,都是在岸边难以看到的。粗略估计,今年大概开了将近一千朵。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
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好像是一下子从夏天转入秋天。池塘里的荷叶虽然仍然是绿油一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会太远了。再过一两个月,池水一结冰,连残荷也将消逝得无影无踪。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它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为我的“季荷”祝福。
1997年9月16日中秋节

漫谈伦理道德
现在,以德治国的口号已经响彻祖国大地。大家都认为,这个口号提得正确,提得及时,提得响亮,提得明白。但是,什么叫“德”呢?根据我的观察,笼统言之,大家都理解得差不多。如果仔细一追究,则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我不揣谫陋,想对“德”字进一新解。
但是,我既不是伦理学家,对哲学家们那些冗见别扭的分析阐释又不感兴趣,我只能用自己惯常用的野狐参禅的方法来谈这个问题。既称野狐,必有其不足之处;但同时也必有其优越之处,他没有教条,不见框框,宛如天马行空,驰骋自如,兴之所至,灵气自生,谈言微中,搔着痒处,恐亦难免。坊间伦理学书籍为数必多,我一不购买,二不借阅,唯恐读了以后“污染”了自己观点。
近若干年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人生一世,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天人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第三,个人身、口、意中正确与错误的关系,也就是修身问题。这三个关系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缺一不可。这些说法也许有人认为太空洞,太玄妙。我看有必要分别加以具体地说明。
首先谈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人类成为人类之前,他们是大自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等到成为人类之后,就同自然闹起独立性来,把自己放在自然的对立面上。尤有甚者,特别是在西方,自从产业革命以后,通过所谓发明创造,从大自然中得到了一些甜头,于是遂诛求无餍,最终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衣、食、住、行的所有资料都必须取自大自然。大自然不会说话,“天何言哉!”但是却能报复。恩格斯说过:
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在一百多年以前,大自然的报复还不十分明显,恩格斯竟能说出这样准确无误又含意深远的话,真不愧是马克思主义伟大的奠基人之一!到了今天,大自然的报复已经十分明显,十分触目惊心,举凡臭氧出洞,温室效应,全球变暖,淡水短缺,生态失衡,物种灭绝,人口爆炸,资源匮乏,新疾病产生,环境污染,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其中哪一项如果得不到控制,都能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到了这种危机关头,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才幡然醒悟,开了一些会,采取了一些措施。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知道要注意环保问题了,这都是好事。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还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努力发出狮子吼,对全世界发聋振聩。
其次,我想谈一谈人与人的关系。自从人成为人以后,就逐渐形成了一些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的组织。这些群体形形色色,组织形式不同,组织原则也不同。但其为群体则一也。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利益一致,有时候也难免产生矛盾。举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比如讲民主,讲自由,都不能说是坏东西,但又都必须加以限制。就拿大城市交通来说吧,绝对的自由是行不通的,必须有红绿灯,这就是限制。如果没有这个限制,大城市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这里撞车,那里撞人,弄得人人自危,不敢出门,社会活动会完全停止,这还能算是一个社会吗?这只是一个小例子,类似的大小例子还能举出一大堆来。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要处理好社会关系。
最后,我要谈一谈个人修身问题。一个人,对大自然来讲,是它的对立面;对社会来讲,是它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它的细胞。因此,在宇宙间,在社会上,一个人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关键的。一个人的思想、语言和行动方向的正确或错误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人进行修身的重要性也就昭然可见了。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你不是谈伦理道德问题吗,怎么跑野马跑到正确处理三个关系上去了?我敬谨答曰:我谈正确处理三个关系,正是谈伦理道德问题。因为,三个关系处理得好,人类才能顺利发展,社会才能阔步前进,个人生活才能快乐幸福。这是最高的道德,其余那些无数的烦琐的道德教条都是从属于这个最高道德标准的。这个道理,即使是粗粗一想,也是不难明白的。如果这三个关系处理不好,就要根据“不好”的程度而定为道德上有缺乏、不道德或“缺德”,严重的“不好”,就是犯罪。这个道理也是容易理解的。
全世界都承认,中国是伦理道德的理论和实践最发达的国家。中国伦理道德的基础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打下的,在其后发展的过程中,又掺杂进来了一些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终于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伦理体系,仍在支配着我们的社会行动。这个体系貌似清楚,实则是一个颇为模糊的体系。三教信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绝不是泾渭分明的。但仍以儒家为主,则是可以肯定的。
儒家的伦理体系在先秦初打基础时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孔子学说的中心,也可以说是伦理思想的中心,是一个“仁”字。这个说法已为学术界比较普遍地接受。孟子学说的中心,也可以说是伦理思想的中心,是“仁”、“义”二字。对此,学术界没有异词。先秦其他儒家的学说,我们不一一论列了。至于先秦以后几千年儒家学者伦理道德的思想,我在这里也不一一论列了。一言以蔽之,他们基本上沿用孔孟的学说,间或有所增益或有新的解释,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不足为怪。不这样,反而会是不可思议的。
多少年来,我个人就有个想法。我觉得,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重点不在理论而在实践。先秦儒家已经安排好了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家所熟悉的。这样的安排极有层次,煞费苦心,然而一点理论的色彩都没有。也许有人会说,人家在这里本来就不想讲理论而只想讲实践的。我们即使承认这一句话是对的,但是,什么是“仁”,什么是“义”?这在理论上总应该有点交代吧,然而,提到“仁”、“义”的地方虽多,也只能说是模糊语言,读者或听者并不能得到一点清晰的概念。
秦代以后,到了唐代,以儒家道统传承人自命的大儒韩愈,对伦理道德的理论问题也并没有说清楚。他那一篇著名的文章《原道》一开头就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句子读起来铿锵有力,然而他想什么呢?他只有对“仁”字下了一个“博爱”的定义,而这个定义也是极不深刻的。此外几乎全是空话。“行而宜之”的“宜”意思是“适宜”,什么是“适宜”呢?这等于没有说。“由是而之焉”的“之”字,意思是“走”。“道”是人走的道路,这又等于白说。至于“德”字,解释又是根据汉儒那一套“德者得也”。说了仍然是让人莫名其妙。至于其他朝代的其他儒家学者,对仁义道德的解释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我不是伦理学者,现在也不是在写中国伦理学史,恕我不再一一列举了。
我在上面极其概括地讲了从先秦一直到韩愈儒家关于仁义道德的看法。现在,我忽然想到,我必须做一点必要的补充。我既然认为,处理好天人关系在道德范畴内居首要地位,就必须探讨一下,中国古代对于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换句话说,我必须探讨一下先秦时代一些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对天、地、自然等概念是怎样界定的。
首先谈“天”,一些中国哲学史家认为,在春秋末期哲学家们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天”是否是有人格有意志的神?这些哲学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主张不是,他们认为天是物质性的东西,就是我们头顶的天。这可以老子为代表。汉代《说文解字》的:“天,颠也,至高无上”,可以归入此类。一个阵营的主张是,他们认为天就是上帝,能决定人类的命运,决定个人的命运。这可以孔子为代表。有一些中国哲学史袭用从前苏联贩卖过来的办法,先给每一个哲学家贴上一张标签,不是唯心主义,就是唯物主义,把极端复杂的思想问题简单化了。这种做法为我所不取。
老子《道德经》中在几个地方都提到天、地、自然等等。他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在这一段话里老子哲学的几个重要概念都出现了。他首先提出“道”这个概念,在他以后的中国哲学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天”显然不是有意志的上帝,而是与“地”相对的物质性的东西。这里的“自然”是最高原则。老子主张“无为”,“自然”不就是“无为”吗?他又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五章)
明确说天地是没有意志的。他又说: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
道德不发号施令,而是让万物自由自在地成长。总而言之,老子认为天不是神,而是物质的东西。
几乎可以说是,与老子形成对立面的是孔子。在《论语》中有许多讲到“天”的地方。孔子虽然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在他的心目中是有神的,只不过是“敬鬼神而远之”而已。“天”在孔子看来也是有人格有意志的神。孔子关于“天”的话我引几条: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等等。孔子还提倡“天命”,也就是天的意志,天的命令。自命为孔子继承人的孟子,对“天”的看法同孔子差不多。他有一段常被征引的话: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在这里,“天”也是一个有意志的主宰者。
也被认为是儒家的荀子,对“天”的看法却与老子接近,而与孔孟迥异其趣。他不承认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最高主宰者。有的哲学史家说,荀子直接把“天”解释为自然界。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正确的解释。荀子主要是在《天论》中对“天”做了许多唯物的解释,我不去抄录。我想特别提出“天养”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意思是说人类利用大自然养活自己。这也是很重要的思想。多少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天人合一”新解》,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荀子对“天”的解释,所以自命为“新解”,其实并不新了。荀子已先我两千多年言之矣。我的贡献在于结合当前世界的情况,把“天人合一”归入道德最高标准而已。这一点我在上面讲天人关系一节中已经讲到,请读者参阅。
我在上面只讲了老子、孔子、孟子和荀子。其他诸子对“天”的看法也是五花八门的。因为同我要谈的问题无关,我不一一论列。我只讲一下墨子,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这同儒家的孔孟差不多。
我的补充解释就到此为止。
尽管荀子对“天”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支配中国思想界的儒家仍然是保守的。我想再回头分析一下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格、致等八个层次。前五项都与修身有关,后三项则讲的是社会关系,没有一项是天人关系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据我个人肤浅的看法,先秦儒家,大概同一般老百姓一样,觉得天离开人们远,也有点恍兮惚兮,不容易捉摸,而人际关系则是摆在眼前的,时时处处都会碰上,不注意解决是不行的。我们汉族是一个偏重实际的民族。所以就把注意力大部分用在解决社会关系和个人修身上面了。
几千年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有很多形成系列的道德教条,什么仁、义、礼、智、信,什么孝、悌、忠、信、廉、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排列得井井有条,比如五伦之类。亲属间的称呼也有条不紊,什么姑夫、舅父、表姑、表舅等等,世界上哪一种语言也翻译不出来,甚至在当前的中国,除了年纪大的一些人以外,年轻人自己也说不明白了。《白虎通》的三纲六纪,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精义之所寄,可见中国这一些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了。
上面讲的是社会关系和个人修身问题。至于天人关系,除了先秦诸子所讲的以外,中国历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所谓“天子”,说皇帝是上天的儿子。这种说法对皇帝和臣民都有好处。皇帝以此来吓唬老百姓,巩固自己的地位。臣下也可以适当地利用它来给皇帝一点制约,比如利用日食、月食、彗星出现等等“天变”来向皇帝进谏,要他注意修德,要他注意自己的行动,这对人民多少有点好处。
把以上所讲的归纳起来看,本文中所讲的三个关系,第二个关系社会关系和第三个个人修身问题,人们早已注意到了,而且一贯加以重视了。至于天人关系,虽也已注意到,但只是片面讲,其间的关系则多所忽略,特别是对大自然能够报复则认识比较晚,这情况中西皆然。只是到了西方产业革命以后,西方科技发展迅猛,人们忘乎所以,过分相信“人定胜天”的力量,以致受到了自然的报复,才出现了恩格斯所说的那种情况。到了今天,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其中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如梦初醒,惊呼“环保”不止。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并不是每个人都清醒够了。污染大气,破坏生态平衡的举动仍然到处可见。我个人的看法是不容乐观。因此我才把处理好天人关系提高到伦理道德的高标准来加以评断。
从一部人类发展前进的历史来看,三个关系的各自的对立面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制约这些关系的伦理道德教条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情况不一,要求不一,道德标准也不可能统一。因此,我们必须提出,对过去的道德标准一定要批判继承。过去适用的,今天未必适用。今天适用的,将来未必适用。在道德教条中有的寿命长,有的寿命短。有的可能适用于全人类,有的只能适用于某一些地区。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区,万古长青的道德教条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文章已经写得很长,必须结束了。我再着重说明一下,我不是伦理学家,没有研究过伦理学史。我只是习惯于胡思乱想。我常感觉到,中国以及世界上道德教条多如牛毛,如粒粒珍珠,熠熠闪光。可是都有点各自为政,不相贯联。我现在不揣冒昧提出了一条贯串众珠的线,把这些珠子穿了起来。是否恰当?自己不敢说。请方家不吝教正。
2001年5月25日写完

尊师重道
《礼记·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郑玄注:“严,尊敬也。尊师重道焉。”从那以后,“尊师重道”这句话,就广泛流行于神州大地。这也确实反映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方面,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
先师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dos者。”“六纪”中之一纪即为师长。可见尊师也属于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绝不可等闲视之。
我并不是说,西方国家不尊重师长。然而同中国比较起来,犹如小巫见大巫,迥手不侔矣。因此,谁要是想找一个尊师重道的大国,他必须到中国来。
尊师重道的传统,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到了十年空前浩劫期间,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拨乱反正以后,虽有所恢复,然而已非昔比了。好学深思之士,关心我国文化教育发展的前途,惄然忧之。
现在,童宗盛先生编选了这一部《最可敬的人——中国大学校长忆恩师》。这虽然只能说是尊师重道的一个方面,然而其意义是绝不能低估的。如果我说,童宗盛先生是颇有一点“挽狂澜于既倒”的劲头的,这恐怕绝非过誉吧。我相信,全国有识之士,承认尊师重道的必要性的人,关心中华文化教育发展的人,志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人,会欢迎这一部书的。因此,我怀着愉快而又渴望的心情,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3年6月30日
(此文为《最可敬的人——中国大学校长忆恩师》一书序言)

谈礼貌
眼下,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抱怨现在社会上不讲礼貌。这是完全有事实做根据的。前许多年,当时我腿脚尚称灵便,出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多,几乎每一次我都看到在车上吵架的人,甚至动武的人。起因都是微不足道的:你碰了我一下,我踩了你的脚,如此等等。试想,在拥拥挤挤的公共汽车上,谁能不碰谁呢?这样的事情也值得大动干戈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关的机关号召大家学习几句话:“谢谢!”“对不起!”等等。就是针对上述的情况而发的。其用心良苦,然而我心里却觉得不是滋味。一个有5000年文明的堂堂大国竟要学习幼儿园孩子们学说的话,岂不大可哀哉!
有人把不讲礼貌的行为归咎于新人类或新新人类。我并无资格成为新人类的同党,我已经是属于博物馆的人物了。但是,我却要为他们打抱不平。在他们诞生以前,有人早着了先鞭。不过,话又要说了回来。新人类或新新人类确实在不讲礼貌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们发扬光大了这种并不美妙的传统,他们(往往是一双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车水马龙之中,拥抱接吻,旁若无人,洋洋自得,连在这方面比较不拘细节的老外看了都目瞪口呆,惊诧不已。古人说:“闺房之内,有甚于画眉者。”这是两口子的私事,谁也管不着。但这是在闺房之内的事,现在竟几乎要搬到大街上来,虽然还没有到“甚于画眉”的水平,可是已经很可观了。新人类还要新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一个人孤身住在深山老林中,你愿意怎样都行。可我们是处在社会中,这就要讲究点人际关系。人必自爱而后人爱之。没有礼貌是目中无人的一种表现,是自私自利的一种表现,如果这样的人多了,必然产生与社会不协调的后果。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个人小事而掉以轻心。
现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不讲礼貌的恶习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已经不局限于国内,而是会流布全世界。前几年,我看到过一个什么电视片,是由一个意大利著名摄影家拍摄的,主题是介绍北京情况的。北京的名胜古迹当然都包罗无遗,但是,我的眼前忽然一亮:一个光着膀子的胖大汉子骑自行车双手撒把做打太极拳状,飞驰在天安门前宽广的大马路上。给人的形象是野蛮无礼。这样的形象并不多见。然而却没有逃过一个老外的眼光。我相信,这个电视片是会在全世界都放映的。它在外国人心目中会产生什么影响,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最后,我想当一个文抄公,抄一段香港《公正报》上的话:
富者有礼高质,贫者有礼免辱,父子有礼慈孝,兄弟有礼和睦,夫妻有礼情长,朋友有礼义笃,社会有礼祥和。
2001年1月29日

满招损,谦受益
这本来是中国一句老话,来源极古,《尚书·大禹谟》中已经有了,以后历代引用不辍,一直到今天,还经常挂在人们嘴上。可见此话道出了一个真理,经过将近三千年的检验,益见其真实可靠。
这话适用于干一切工作的人,做学问何独不然?可是,怎样来解释呢?
根据我自己的思考与分析,满(自满)只有一种:真。假自满者,未之有也。吹牛皮,说大话,那不是自满,而是骗人。谦(谦虚)却有两种,一真一假。假谦虚的例子,真可以说是俯拾即是。故作谦虚状者,比比皆是。中国人的“菲酌”、“拙作”之类的词,张嘴即出。什么“指正”、“斧正”、“哂正”之类的送人自己著作的谦辞,谁都知道是假的,然而谁也必须这样写。这种谦辞已经深入骨髓,不给任何人留下任何印象。日本人赠人礼品,自称“粗品”者,也属于这一类。这种虚伪的谦虚不会使任何人受益。西方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理解的。为什么拿“菲酌”而不拿盛宴来宴请客人?为什么拿“粗品”而不拿精品送给别人?对西方人简直是一个谜。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谦虚,做学问更是如此。如果一个学者,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老年的,觉得自己的学问已经够大了,没有必要再进行学习了,他就不会再有进步。事实上,不管你搞哪一门学问,绝不会有搞得完全彻底一点问题也不留的。人即使能活上1000年,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在做学问上谦虚,不但表示这个人有道德,也表示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的。听说康有为说过,他年届三十,天下学问即已学光。仅此一端,就可以证明,康有为不懂什么叫学问。现在有人尊他为“国学大师”,我认为是可笑的。他至多只能算是一个革新家。
在当今中国的学坛上,自视甚高者,所在皆是;而真正虚怀若谷者,则绝无仅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有不少年轻的学者,写过几篇论文,出过几册专著,就傲气凌人。这不利于他们的进步,也不利于中国学术前途的发展。
我自己怎样呢?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常常讲,我是样样通,样样松。我一生勤奋不辍,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但一遇到一个必须深入或更深入钻研的问题,就觉得自己知识不够,有时候不得不临时抱佛脚。人们都承认,自知之明极难;有时候,我却觉得,自己的“自知之明”过了头,不是虚心,而是心虚了。因此,我从来没有觉得自满过。这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又遇到了极大的矛盾:我觉得真正行的人也如凤毛麟角。我总觉得,好多学人不够勤奋,天天虚度光阴。我经常处在这种心理矛盾中。别人对我的赞誉,我非常感激;但是,我并没有被这些赞誉冲昏了头脑,我头脑是清楚的。我只劝大家,不要全信那一些对我赞誉的话,特别是那些顶高得惊人的帽子,我更是受之有愧。
1997年

谦虚与虚伪
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中,谦虚一向被认为是美德,应该扬。而虚伪则一向被认为是恶习,应该抑。
然而,究其实际,二者间有时并非泾渭分明,其区别间不容发。谦虚稍一过头,就会成为虚伪。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体会的。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提倡谦虚最早的国家。在中国最古的经典之一的《尚书·大禹谟》中就已经有了“满招损,谦受益,时(是)乃天道”这样的教导,把自满与谦虚提高到“天道”的水平,可谓高矣。从那以后,历代的圣贤无不张皇谦虚,贬抑自满。一直到今天,我们常用的词汇中仍然有一大批与“谦”字有联系的词儿,比如“谦卑”、“谦恭”、“谦和”、“谦谦君子”、“谦让”、“谦顺”、“谦虚”、“谦逊”等等,可见“谦”字之深入人心,久而愈彰。
我认为,我们应当提倡真诚的谦虚,而避免虚伪的谦虚,后者与虚伪间不容发矣。
可是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拦路虎:什么叫“真诚的谦虚”?什么又叫“虚伪的谦虚”?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简直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掌握一个正确的分寸难于上青天。
最突出的是因地而异,“地”指的首先是东方和西方。在东方,比如说中国和日本,提到自己的文章或著作,必须说是“拙作”或“拙文”。在西方各国语言中是找不到相当的词儿的。尤有甚者,甚至可能产生误会。中国人请客,发请柬必须说“洁治菲酌”,不了解东方习惯的西方人就会满腹疑团:为什么单单用“不丰盛的宴席”来请客呢?日本人送人礼品,往往写上“粗品”二字,西方人又会问:为什么不用“精品”来送人呢?在西方,对老师,对朋友,必须说真话,会多少,就说多少。如果你说,这个只会一点点儿,那个只会一星星儿,他们就会信以为真,在东方则不会。这有时会很危险的。至于吹牛之流,则为东西方同样所不齿,不在话下。
可是怎样掌握这个分寸呢?我认为,在这里,真诚是第一标准。虚怀若谷,如果是真诚的话,它会促你永远学习,永远进步。有的人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这种人往往不能进步。康有为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自称,年届而立,天下学问无不掌握。结果说康有为是一个革新家则可,说他是一个学问家则不可。较之乾嘉诸大师,甚至清末民初诸大师,包括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内,他在学术上是没有建树的。
总之,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注意东西。在东方谦虚涵盖的范围广,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意者。然而,不管东方或西方,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
1998年10月3日

容忍
人处在家庭和社会中,有时候恐怕需要讲点容忍的。
唐朝有一个姓张的大官,家庭和睦,美名远扬,一直传到了皇帝的耳中。皇帝赞美他治家有道,问他道在何处,他一气写了100个“忍”字。这说得非常清楚:家庭中要互相容忍,才能和睦。这个故事非常有名。在旧社会,新年贴春联,只要门楣上写着“百忍家声”就知道这一家一定姓张。中国姓张的全以祖先的容忍为荣了。
但是容忍也并不容易。1935年,我乘西伯利亚铁路的车经前苏联赴德国,车过中苏边界上的满洲里,停车4小时,由前苏联海关检查行李。这是无可厚非的,入国必须检查,这是世界公例。但是,当时的苏联大概认为,我们这一帮人,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到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恐怕没有好人,必须严查,以防万一。检查其他行李,我绝无意见。但是,在哈尔滨买的一把最粗糙的铁皮壶,却成了被检查的首要对象。这里敲敲,那里敲敲,薄薄的一层铁皮绝藏不下一颗炸弹的,然而他却敲打不止。我真有点无法容忍,想要发火。我身旁有一位年老的老外,是与我们同车的,看到我的神态,在我耳旁悄悄地说了句:Patienceisthegreatvirtue(容忍是很大的美德)。我对他微笑,表示致谢。我立即心平气和,天下太平。
看来容忍确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种美德。但是,我认为,也必须有一个界限。我们到了德国以后,就碰到这个问题。旧时欧洲流行决斗之风,谁污辱了谁,特别是谁的女情人,被污辱者一定要提出决斗。或用手枪,或用剑。普希金就是在决斗中被枪打死的。我们到了的时候,此风已息,但仍发生。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相约:如果外国人污辱了我们自身,我们要揣度形势,主要要容忍,以东方的恕道克制自己。但是,如果他们污辱我们的国家,则无论如何也要同他们玩儿命,绝不容忍。这就是我们容忍的界限。幸亏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否则我就活不到今天在这里舞笔弄墨了。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容忍水平,看了真让人气短。在公共汽车上,挤挤碰碰是常见的现象。如果碰了或者踩了别人,连忙说一声:“对不起!”就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然而有不少人连“对不起”都不会说了。于是就相吵相骂,甚至于扭打,甚至打得头破血流。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怎么竟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在自己心中暗暗祝愿:容忍兮,归来!
1996年12月17日

知足知不足
曾见冰心老人为别人题座右铭:“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言简意赅,寻味无穷。特写短文两篇,稍加诠释。先讲知足知不足。
中国有一句老话:“知足常乐。”为大家所遵奉。什么叫“知足”呢?还是先查一下字典吧。《现代汉语词典》说:“知足:满足于已经得到的(指生活、愿望等)。”如果每个人都能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东西,则社会必能安定,天下必能太平,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可是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人不安分守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样的人往往要栽大跟头的。对他们来说,“知足常乐”这句话就成了灵丹妙药。
但是,知足或者不知足也要分场合的。在旧社会,穷人吃草根树皮,阔人吃燕窝鱼翅。在这样的场合下,你劝穷人知足,能劝得动吗?正相反,应当鼓励他们不能知足,要起来斗争。这样的不知足是正当的,是有重大意义的,它能伸张社会正义,能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除了场合以外,知足还有一个分(fèn)的问题。什么叫分?笼统言之,就是适当的限度。人们常说的“安分”、“非分”等等,指的就是限度。这个限度也是极难掌握的,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勉强找一个标准的话,那就是“约定俗成”。我想,冰心老人之所以写这一句话,其意不过是劝人少存非分之想而已。
至于知不足,在汉文中虽然字面上相同,其含义则有差别。这里所谓“不足”,指的是“不足之处”,“不够完美的地方”。这句话同“自知之明”有联系。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一句老话:“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一句话暗示给我们,有自知之明并不容易,否则这一句话就用不着说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就拿现在来说,我所见到的人,大都自我感觉良好。专以学界而论,有的人并没有读几本书,却不知天高地厚,以天才自居,靠自己一点小聪明——这能算得上聪明吗?——狂傲恣睢,骂尽天下一切文人,大有用一管毛锥横扫六合之概,令明眼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怜。这种人往往没有什么出息。因为,又有一句中国老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还有一句中国老话:“学海无涯。”说的都是真理。但在这些人眼中,他们已经穷了学海之源,往前再没有路了,进步是没有必要的。他们除了自我欣赏之外,还能有什么出息呢?
古代希腊人也认为自知之明是可贵的,所以语重心长地说出了:“要了解你自己!”中国同希腊相距万里,可竟说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可见这些话是普遍的真理。中外几千年的思想史和科学史,也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2001年2月21日

有为有不为
“为”,就是“做”。应该做的事,必须去做,这就是“有为”。不应该做的事必不能做,这就是“有不为”。
在这里,关键是“应该”二字。什么叫“应该”呢?这有点像仁义的“义”字。韩愈给“义”字下的定义是“行而宜之之谓义”。“义”就是“宜”,而“宜”就是“合适”,也就是“应该”,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要想从哲学上,从伦理学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要写上一篇长篇论文,甚至一部大书。我没有这个能力,也认为根本无此必要。我觉得,只要诉诸一般人都能够有的良知良能,就能分辨清是非善恶了,就能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了。
中国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可见善恶是有大小之别的,应该不应该也是有大小之别的,并不是都在一个水平上。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这里也用不着烦琐的论证,只须动一动脑筋,睁开眼睛看一看社会,也就够了。
小恶、小善,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见,比如,在公共汽车上给老人和病人让座,能让,算是小善;不能让,也只能算是小恶,够不上大逆不道。然而,从那些一看到有老人或病人上车就立即装出闭目养神的样子的人身上,不也能由小见大看出了社会道德的水平吗?
至于大善大恶,目前社会中也可以看到,但在历史上却看得更清楚。比如宋代的文天祥。他为元军所虏,如果他想活下去,屈膝投敌就行了,不但能活,而且还能有大官做,最多是在身后被列入“贰臣传”,“身后是非谁管得”,管那么多干吗呀。然而他却高赋《正气歌》,从容就义,留下英名万古传,至今还在激励着我们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通过上面举的一个小恶的例子和一个大善的例子,我们大概对大小善和大小恶能够得到一个笼统的概念了。凡是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类发展前途有利的事情就是大善,反之就是大恶。凡是对处理人际关系有利,对保持社会安定团结有利的事情可以称之为小善,反之就是小恶。大小之间有时难以区别,这只不过是一个大体的轮廓而已。
大小善和大小恶有时候是有联系的。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拿眼前常常提到的贪污行为而论,往往是先贪污少量的财物,心里还有点打鼓。但是,一旦得逞,尝到甜头,又没被人发现,于是胆子越来越大,贪污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终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受到法律的制裁,悔之晚矣。也有个别的识时务者,迷途知返,就是所谓浪子回头者,然而难矣哉!
我的希望很简单,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为有不为。一旦“为”错了,就毅然回头。
2001年2月23日

论压力
《参考消息》今年7月3日以半版的篇幅介绍了外国学者关于压力的说法。我也正考虑这个问题,因缘和合,不免唠叨上几句。
什么叫“压力”?上述文章中说:“压力是精神与身体对内在与外在事件的生理与心理反应。”下面还列了几种特性,今略。我一向认为,定义这玩意儿,除在自然科学上可能确切外,在人文社会科学上则是办不到的。上述定义我看也就行了。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呢?我认为,是的。我们常说,人生就是一场拼搏,没有压力,哪来的拼搏?佛家说,生、老、病、死、苦,苦也就是压力。过去的国王、皇帝,近代外国的独裁者,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看上去似乎一点压力都没有。然而他们却战战兢兢,时时如临大敌,担心边患,担心宫廷政变,担心被毒害被刺杀。他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压力比任何人都大。大资本家钱太多了,担心股市升降,房地产价波动等等。至于吾辈平民老百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些都是压力,谁能躲得开呢?
压力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从大处来看,现在全球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出洞,人口爆炸,新疾病丛生等等,人们感觉到了,这当然就是压力,然而压出来却是增强忧患意识,增强防范措施,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对一般人来说,法律和其他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是压力。然而这些压力何等好啊!没有它,社会将会陷入混乱,人类将无法生存。这个道理极其简单明了,一说就懂。我举自己做一个例子。我不是一个没有名利思想的人——我怀疑真有这种人,过去由于一些我曾经说过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我似乎是淡泊名利,其实那多半是假象。但是,到了今天,我已至望九之年,名利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用不着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方面的压力没有了。但是却来了另一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电台采访和报刊以及友人约写文章。这对我形成颇大的压力。以写文章而论,有的我实在不愿意写,可是碍于面子,不得不应。应就是压力。于是“拨冗”苦思,往往能写出有点新意的文章。对我来说,这就是压力的好处。
压力如何排除呢?粗略来分类,压力来源可能有两类:一被动,一主动。天灾人祸,意外事件,属于被动,这种压力,无法预测,只有泰然处之,切不可杞人忧天。主动的来源于自身,自己能有所作为。我的“三不主义”的第三条是“不嘀咕”,我认为,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造成的压力。
1998年7月8日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我搞的这一套东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补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消息耐人寻味。
我们不是提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吗?这一套天书确实能同这两句口号挂上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给我的散文集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中说到,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是相当落后的。可是近几年来,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攻其不备”之感。这是几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实际上,中国梵学学者同日本同行们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我们一没有“攻”,二没有争,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点成绩,日本学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觉得过去对中国南亚研究的评价过时了。我觉得,这里面既包含着“弘扬”,也包含着“发扬”。怎么能说,我们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
话说远了,还是回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长的:在中国念了4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5年,才获得学位。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套”就是在国外学到的。我在国内时,对“这一套”就有兴趣,但苦无机会。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机会,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召唤我,我还要坚持学下去的。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毕业”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单而实则极严格的过程,一切决定于教授。在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进入任何大学。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最适合,于是才安定下来。在一个大学,从某一位教授学习。先听教授的课,后参加他的研讨班。最后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搜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没有新见解,就不必写文章。见解不论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饾饤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的精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时好像蜜蜂采蜜,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法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照此办理。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我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教授在我的“导言”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但是,经过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觉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我毕生受用不尽。
第二件事情是,论文完成以后,口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要知道,在三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不出错误。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出点问题的。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出错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对,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这是责任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管它什么读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
我上了9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年届耄耋,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点。
1991年5月5月写于北京大学

开卷有益
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如果要追溯起源的话,那就要追到一位皇帝身上。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
(宋)太宗日阅《(太平)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这一段话说不定也是“颂圣”之辞,不尽可信。然而我宁愿信其有,因为它真说到点子上了。
鲁迅先生有时候说:“随便翻翻”,我看意思也一样。他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联系的。
“卷”指的是书,“随便翻翻”也指的是书。书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威力呢?自从人类创造了语言,发明了文字,抄成或印成了书,书就成了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要生存下去,文化就必须传承下去,因而书也就必须读下去。特别是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中,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否则将适得其反。信息怎样得到呢?看能得到信息,听也能得到信息,而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所以非读书不可。
什么人需要读书呢?在将来人类共同进入大同之域时,人人都一定要而且肯读书的,以此为乐,而不以此为苦。在眼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步。“四人帮”说:读书越多越反动。此“四人帮”之所以为“四人帮”也。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如今有个别的“大款”,也同刘邦和项羽一样,是不读书的。不读书照样能够发大财。然而,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相信不久就会改变。传承文化不能寄希望于这些人身上,而只能寄托在已毕业或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身上。他们是我们的希望,他们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大学生们肩上的担子重啊!他们是任重而道远。为了人类的继续生存,为了前对得起祖先,后对得起子孙,大学生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必须读书。这已是天经地义,无须争辩。
根据我同北京大学学生的接触和我对他们的观察,绝大多数的学生还是肯读书的。他们有的说,自己感到迷惘,不知所从。他们成立了一些社团,共同探讨问题,研究人生,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感兴趣。他们甚至想探究宇宙的奥秘。他们是肯思索的一代人,是可以信赖的极为可爱的一代年轻人。同他们在一起,我这个望九之年的老人也仿佛返老还童,心里溢满了青春活力。说这些青年不肯读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读什么样的书呢?自己专业的书当然要读,这不在话下。自己专业以外的书也应该“随便翻翻”。知识面越广越好,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鼠目寸光不但不利于自己专业的探讨,也不利于生存竞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最终为大时代所抛弃。
因此,我奉献给今天的大学生们一句话:开卷有益。
1994年4月5日

我最喜爱的书
我在下面介绍的只限于中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不在其中。我的专业书籍也不包括在里面,因为太冷僻。
一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这一部书,很多人都认为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史籍,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个人同意这个看法。平常所称的《二十四史》中,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哪一部也不能望《史记》之项背。
《史记》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水平,司马迁的天才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他的遭遇起的作用似乎更大。他无端受了宫刑,以致郁闷激愤之情溢满胸中,发而为文,句句皆带悲愤。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已有充分的表露。
二《世说新语》
这不是一部史书,也不是某一个文学家和诗人的总集,而只是一部由许多颇短的小故事编纂而成的奇书。有些篇只有短短几句话,连小故事也算不上。每一篇几乎都有几句或一句隽语,表面简单淳朴,内容却深奥异常,令人回味无穷。六朝和稍前的一个时期内,社会动乱,出了许多看来脾气相当古怪的人物,外似放诞,内实怀忧。他们的举动与常人不同。此书记录了他们的言行,短短几句话,而栩栩如生,令人难忘。
三陶渊明的诗
有人称陶渊明为“田园诗人”。笼统言之,这个称号是恰当的。他的诗确实与田园有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名句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从思想内容上来看,陶渊明颇近道家,中心是纯任自然。从文体上来看,他的诗简易淳朴,毫无雕饰,与当时流行的镂金错彩的骈文,迥异其趣。因此,在当时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诗的评价并不高,在《诗品》中,仅列为中品。但是,时间越后,评价越高,最终成为中国伟大诗人之一。
四李白的诗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这一点是谁都承认的。杜甫对他的诗给予了最高的评价:“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的诗风飘逸豪放。根据我个人的感受,读他的诗,只要一开始,你就很难停住,必须读下去。原因我认为是,李白的诗一气流转,这一股“气”不可抗御,让你非把诗读完不行。这在别的诗人作品中,是很难遇到的现象。在唐代,以及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对李白的诗几乎只有赞誉,而无批评。
五杜甫的诗
杜甫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千余年来,李杜并称。但是,二人的创作风格却迥乎不同:李是飘逸豪放,而杜则是沉郁顿挫。从使用的格律上,也可以看出二人的不同。七律在李白集中比较少见,而在杜集中则颇多。摆脱七律的束缚,李白是没有枷锁跳舞;杜甫善于使用七律,则是带着枷锁跳舞,二人的舞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文学批评史上,杜甫颇受到一些人的指摘,而对李白则是绝无仅有。
六南唐后主李煜的词
后主词传留下来的仅有三十多首,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仍在江南当小皇帝,后期则已降宋。后期词不多,但是篇篇都是杰作,纯用白描,不作雕饰,一个典故也不用,话几乎都是平常的白话,老妪能解;然而意境却哀婉凄凉,千百年来打动了千百万人的心。在词史上蔚然成一大家,受到了文艺批评家的赞赏。但是,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赞美后主有佛祖的胸怀,我却至今尚不能解。
七苏轼的诗文词
中国古代赞誉文人有三绝之说。三绝者,诗、书、画三个方面皆能达到极高水平之谓也。苏轼至少可以说已达到了五绝:诗、书、画、文、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最全面的伟大天才。论诗,他为宋代一大家。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笔墨凝重,大气磅礴。论书,他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论词,他摆脱了婉约派的传统,创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
八纳兰性德的词
宋代以后,中国词的创作到了清代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名家辈出,风格不同,又都能各极其妙,实属难能可贵。在这群灿若明星的词家中,我独独喜爱纳兰性德。他是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生长于荣华富贵中,然而却胸怀愁思,流溢于楮墨之间。这一点我至今还难以得到满意的解释。从艺术性方面来看,他的词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九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胡适之先生给予《儒林外史》极高的评价。诗人冯至也酷爱此书。我自己也是极为喜爱《儒林外史》的。
此书的思想内容是反科举制度,昭然可见,用不着细说。它的特点在艺术性上。吴敬梓惜墨如金,从不作冗长的描述。书中人物众多,各有特性,作者只讲一个小故事,或用短短几句话,活脱脱一个人就仿佛站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这种特技极为罕见。
十曹雪芹的《红楼梦》
在古今中外众多的长篇小说中,《红楼梦》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状元。中国其他长篇小说都没能成为“学”,而“红学”则是显学。内容描述的是一个大家族的衰微的过程。本书特异之处也在它的艺术性上。书中人物众多,男女老幼、主子奴才、五行八作,应有尽有。作者有时只用寥寥数语而人物就活灵活现,让读者永远难忘。读这样一部书,主要是欣赏它的高超的艺术手法。那些把它政治化的无稽之谈,都是不可取的。
2001年3月21日

广通声气博采众长
比较文学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显学。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很自然的事情。
最近十几年以来,我国和我们山东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日益重视,并且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顺乎世界潮流、合乎学术发展规律之举,值得我们欣慰。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有没有不足之处呢?实事求是、心平气和论之,应该说还是有的。我并没有把所有的比较文学的文章全部读遍。仅就我阅览所及,我觉得,有些学者把比较文学看得过于简单,写出来的文章不够深入,缺少新的见解。表面上看起来,文章数目不少,似乎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气象。仔细品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我个人肤浅的看法,中国的比较文学,在表面繁荣的掩盖下,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空泛无涯涘,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十分不同的文章,统统装入比较文学这个筐子里。这不利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在欣慰之余,我又有点忧虑了。
救之之方,只有一条:广通声气,努力学习。所谓广通声气,指的是同国内外、省内外的同行学者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互通有无,切莫坐井观天,闭关自守。要学人之长,避人之短。既接受,也给予。博采众长,必有所得。所谓努力学习,首先指的是要学习文艺理论。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印度古代文艺理论,西方古今的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理论的三大体系。我们都应该下工夫努力学习。“采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只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能真正有所突破,真正出现新气象,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从而形成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没有成就的老兵,一个忠诚的比较文学的拉拉队员,作为山东比较文学界的一员,我愧无建树,幸有赤诚,野叟献曝,老生常谈。愿与我省同仁们共勉之。是为序。
1990年1月17日
(此文为《走向世界文学的桥梁》一书序言)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我的人生感悟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个学人往往集中一段时间,钻研一个问题,搜集极勤,写作极苦。但是,文章一旦写成,就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题目,已经写成和发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渐遗忘了。我自己这个毛病比较少,我往往抓住一个题目,得出了结论,写成了文章;但我并不把它置诸脑后,而是念念不忘。我举几个例子。
我于1947年写过一篇论文《浮屠与佛》,用汉文和英文发表。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其中包括外国研究水平和资料,文中有几个问题勉强得到解决,自己并不满意,耿耿于怀者垂四十余年。一直到1989年,我得到了新材料,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解决了那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心中极喜。最令我欣慰的是,原来看似极大胆的假设竟然得到了证实,心中颇沾沾自喜,对自己的研究更增强了信心。觉得自己的“假设”确够“大胆”,而“求证”则极为“小心”。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佛典梵语中-am>o和u的几篇文章。1944年我在德国哥廷根写过一篇论文,谈这个问题,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比如美国的F.Edgerton,在他的巨著《混合梵文文法》中多次提到这个音变现象。最初坚决反对,提出了许多假说,但又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最后,半推半就,被迫承认,却又不干净利落,窘态可掬;因此引起了我对此人的鄙视。回国以后,我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对Edgerton加以反驳。但在我这方面,我始终没有忘记进一步寻找证据,进一步探索。这些情况我在上面的叙述中都已经谈到过。由于资料缺乏,一直到了1990年,上距1944年已经过了46年,我才又写了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在这里,我用了大量的新资料,证明了我第一篇论文的结论完全正确,无懈可击。
例子还能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也就够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学者,在某一个时期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问题,成果一出,立即罢手。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有时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认其为真理的学说,时过境迁,还有人提出异议。听说,国外已有学者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真理的长河是永远流逝不停的。
1997年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在芸芸众生中,有一种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教书匠,或者美其名,称之为“学者”。我们这种人难免不时要舞笔弄墨,写点文章的。根据我的分析,文章约而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被动写的文章,一是主动写的文章。
所谓“被动写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一千多年的应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文章多半是“代圣人立言”的,或者是“颂圣”的,不许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会说废话。记得鲁迅在什么文章中举了一个废话的例子:“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实中怀之在抱。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后面好像还有,我记不清楚了。)这是典型的废话,念起来却声调铿锵。“试帖诗”中也不乏好作品,唐代钱起咏湘灵鼓琴的诗,就曾被朱光潜先生赞美过,而朱先生的赞美又被鲁迅先生讽刺过。到了今天,我们被动写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也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
至于主动写的文章,也不能一概而论。仔细分析起来,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为了提职,需要提交“著作”,于是就赶紧炮制;有的人为了成名成家,也必须有文章,也努力炮制。对于这样的人,无须深责,这是人之常情。炮制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东西,像吾辈“爬格子族”的人们,非主动写文章以赚点稿费不行,只靠我们的工资,必将断炊。我辈被“尊”为教授的人,也不例外。
在中国学术界里,主动写文章的学者中,有不少的人学术道德是高尚的。他们专心一致,唯学是务,勤奋思考,多方探求,写出来的文章尽管有点参差不齐;但是他们都是值得钦佩、值得赞美的,他们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脊梁。
真正的学术著作,约略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单篇的论文与成本的专著。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古今中外的许多大部头的专著,像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名垂千古、辉煌璀璨的巨著,是我们国家的瑰宝。这里不再详论。我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单篇论文的问题。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有这样的文章,学术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发展。如果写一部专著,其中可能有自己的新意,也可能没有。因为大多数的专著是综合的、全面的叙述。即使不是自己的新意,也必须写进去,否则就不算全面。论文则没有这种负担,它的目的不是全面,而是深入,而是有新意,它与专著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我在上面几次讲到“新意”,“新意”是从哪里来的呢?有的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出于“灵感”的,比如传说中牛顿因见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但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灵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牛顿一定是很早就考虑这类的问题,昼思夜想,一旦遇到相应的时机,便豁然顿悟。吾辈平凡的人,天天吃苹果,只觉得它香脆甜美,管它什么劳什子“地心吸力”干吗!在科学技术史上,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现在先不去谈它了。
在以前极左思想肆虐的时候,学术界曾大批“从杂志缝里找文章”的做法,因为这样就不能“代圣人立言”;必须心中先有一件先入为主的教条的东西要宣传,这样的文章才合乎程式。有“学术新意”是触犯“天条”的。这样的文章一时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这样的文章印了出来,再当做垃圾卖给收破烂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白色垃圾”),除了浪费纸张以外,丝毫无补于学术的进步。我现在立一新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头的专著中,在字里行间,也能找到新意的,旧日所谓“读书得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般说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读过以后,受到启发,举一反三,自己也产生了新意,然后写成文章,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再举一反三。如此往复循环,学术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了。
可惜——是我觉得可惜——眼前在国内学术界中,读杂志的风气,颇为不振。不但外国的杂志不读,连中国的杂志也不看。闭门造车,焉得出而合辙?别人的文章不读,别人的观点不知,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写去写去。这样怎么能推动学术前进呢?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提出。有人空喊“同国际学术接轨”。不读外国同行的新杂志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轨”究竟在哪里吗?连“轨”在哪里都不知道,空喊“接轨”,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997年

我的考证
我在上面叙述中,甚至在“总结”的“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由考证到兼顾义理”中,都谈到了考证,但仍然觉得意犹未竟,现在再补充谈一谈“我的考证”。
考证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把它捧到天上去,无此必要;把它贬得一文不值,也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清代的那一些考据大师,穷毕生之力,从事考据,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好多古书,原来我们读不懂,或者自认为读懂而实未懂,通过他们对音训词句的考据,我们能读懂了。这难道说不是极大的贡献吗?即使不是考据专家,凡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有时候会引证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的真伪迟早都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考证工作。这些几乎近于常识的事情,不言自喻。因此,我才说,考证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且考证之学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是有的。科学研究工作贵在求真,而考据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焉能分什么国内国外?
至于考证的工拙精粗,完全决定于你的学术修养和思想方法。少学欠术的人,属于马大哈一类的人,是搞不好考证工作的。死板僵硬,墨守成规,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的人,也是搞不好考证的。在这里,我又要引用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胆越大越好。哥白尼敢于假设地球能转动,胆可谓大矣。然而只凭大胆是不行的,必须还有小心的求证。求证,越小心越好。这里需要的是极广泛搜集资料的能力,穷极毫末分析资料的能力,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然后得出的结论才能比较可靠。这里面还有一个学术道德或学术良心的问题,下一节再谈。
在考证方面,在现代中外学人中,我最佩服的有两位:一位是我在德国的太老师HeinrichLüders,一位是我在中国的老师陈寅恪先生。他们两位确有共同的特点。他们能在一般人都能读到的普通的书中,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从极平常的一点切入,逐步深入,分析细致入微,如剥春笋,层层剥落,越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最后画龙点睛,一笔点出关键,也就是结论;简直如“石破天惊逗秋雨”,匪夷所思,然而又铁证如山。此时我简直如沙漠得水,酷暑饮冰,凉沁心肺,毛发直竖,不由得你不五体投地。
上述两位先生都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他们的考证中都含有“义理”。我在这里使用“义理”二字,不是清人的所谓“义理”,而是通过考证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得出在考证之外的某一种结论。比如HeinrichLüders通过考证得出了,古代印度佛教初起时,印度方言林立,其中东部有一种古代半摩揭陀语,有一部用这种方言纂成的所谓“原始佛典”(Urkanon),当然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经,颇有点类似中国的《论语》。这本来是常识一类的事实。然而当今反对这个假说的人,一定把Urkanon理解为“完整的大藏经”,真正是不可思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文章,除了准确地考证史实之外,都有近似“义理”的内涵。他特别重视民族与文化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我要郑重声明,我绝不是抹杀为考证而考证的功绩。钱大昕考出中国古无轻唇音,并没有什么“义理”在内;但却是不刊之论,这是没有人不承认的。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足证为考证而考证也是有其用处的、不可轻视的。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许多考证的文章,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比如,我考证出汉文的“佛”字是put,but的音译;根据这一个貌似微末的事实,我就提出了佛教如何传入中国的问题。我自认是平生得意之作。
1997年

谈翻译
题目虽然是“谈翻译”,但并不想在这里谈翻译原理,说什么信达雅。只是自己十几年来看了无数的翻译,有从古代文字译出来的,有从近代文字译出来的,种类很复杂,看了就不免有许多杂感。但因为自己对翻译没有多大兴趣,并不想创造一个理论,无论“软译”或“硬译”,也不想写什么翻译学入门,所以这些杂感终于只是杂感堆在脑子里。现在偶有所感,想把它们写出来。因为没有适当的标题,就叫做“谈翻译”。
题目虽然有了,但杂感仍然只是杂感。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这些杂感归纳到一个系统里面去。以下就分两方面来谈。
一论重译
世界上的语言非常多,无论谁也不能尽通全世界的语言。连专门研究比较语言学的学者顶多也不过懂几十种语言。一般人大概只能懂一种,文盲当然又除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非要翻译不行。
但我们不要忘记,翻译只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补救办法。《晏子春秋·内篇》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桔(橘)移到淮北,叶还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外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
譬如说,我们都读过《红楼梦》。我想没有一个人不惊叹里面描绘的细腻和韵味的深远的。倘若我们现在再来读英文译本,无论英文程度多么好,没有人会不摇头的。因为这里面只是把故事用另外一种文字重述了一遍,至于原文字里行间的意味却一点影都没有了。这就是所谓“其实味不同”。
但在中国却竟有许多人把移到淮北化成枳了、果子又变味的桔(橘)树再移远一次。可惜晏子没有告诉我们,这棵树又化成什么。其实我们稍用点幻想力就可以想象到它会变成多么离奇古怪的东西。倘我们再读过中国重译的书而又把原文拿来校对过的话,那么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连幻想也用不着了。
十几年前,当我还在中学里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是许多从俄文译出来的文艺理论的书籍,像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什么什么之类。这些书出现不久,就有人称之曰天书,因为普通凡人们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自己当时也对这些书籍感到莫大的狂热。有很长的时间,几乎天天都在拼命念这些书。意义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用铅笔记出哪是主词,哪是动词,哪是副词,开头似乎还有径可循,但愈来愈糊涂,一个长到两三行充满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如坠入在五里雾中,再也难挣扎出来了。因而就很失眠过几次。译者虽然再三声明,希望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据说里面还有好东西,但我宁愿空看一次宝山,再没有勇气进去了。而且我还怀疑译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个超人。这些天书为什么这样难明白呢?原因很简单,这些书,无论译者写明白不写明白,反正都是从日文译出来的,而日本译者对俄文原文也似乎没有看懂。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抗议,认为我是无的放矢;因为这样的书究竟不多,在书店我们只找到很少几本书是写明重译的。其余大多数的译本,无论从希腊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国很少有人会的文字译出来的,都只写原著者和译者的名字。为什么我竟会说中国有许多人在转译呢?这原因很复杂。我以前认识一个人,我确切知道他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从俄文译出来的文艺作品却是汗牛又充栋。诸位只要去问一问这位专家,就保险可以探得其中的奥秘了。
像这样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我现在只再举一个例。一位上海的大学者,以译俄国社会科学的书籍出了大名,他对无论谁都说他是从俄文原文直接译出来的。但认识他的人却说,他把俄文原本摆在书桌上,抽屉里面却放了日译本。这样他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低头的时候多而抬头的时候少,也许根本就不抬头。倘若有人访他,却只看到桌上摆的俄文原本而震惊于这位大学者的语言天才了。
我们现在并不想拆穿这些大学者们的真相,这种人也有权利生活的。我们只是反对一切的重译本,无论写明的也好,不写明的也好。把原文摆在桌子上把日译本放在抽屉里,我们也仍然是反对。科学和哲学的著作不得已时当然可以重译,但文艺作品则万万不能。也许有人要说,我们在中国普通只能学到英文或日文,从英文或日文转译,也未始不是一个办法。是的,这是一个办法,我承认。但这只是一个懒人的办法。倘若对一个外国的诗人戏剧家或小说家真有兴趣的话,就应该有勇气去学他那一国的语言。倘若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就应该自己知趣走开,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不要在这里越俎代庖,鱼目混珠。我们只要有勇气的人!
二著者和译者
著者和译者究竟谁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当然是著者。所以在欧洲有许多译本封面上只写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只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费许多力量才能发现。在杂志上题目的下面往往也只看到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写在文章的后面,读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他们的意思也不过表示译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
在中国却又不然。我看到过很多的书,封面上只印着译者的姓名,两个或三个大金字倨傲地站在那里,这几个字的光辉也许太大了,著者的姓名只好逃到书里面一个角落里去躲避。在杂志的封面上或里面的目录有时我们只能找到译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面也只印着译者的姓名,著者就只能在本文后面一个括弧里找到一块安身立命的地方。从心理上来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译者就害怕读者只注意著者的姓名,但又没有勇气把著者一笔抹杀,好在文章既然到了他手里,原著者已经没有权利说话,只好任他处置,他也就毫不客气地把著者拼命往阴影里挤了。我不是心理学家,但我能猜想到,变态心理学家一定在他们的书里替这些人保留一块很大的地盘的。

我还看到几个比较客气一点的译者,他们居然肯让著者的姓名同他们自己的列在一块儿。但也总觉得心有所不甘,于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号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号字,让读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颇显明。我立刻想到德国大选时希特勒的作风。现在被谥为希魔的德国独裁者当时正兴高采烈,在各个城市里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都贴满了放大了的选举票的式样。上面写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尔、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面印了两个圈,一个很大,一个很小,像是太阳和地球。年纪大一点的或眼睛近视的无论如何也不会看到那小圈。这当然有它的作用,因为赞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里画一个记号,小圈却是为反对他的人预备的。结果希特勒果然成功了,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国人都选举了他。我总怀疑有些人根本没看到那小圈,既然每个人都必须画一个记号,他们只好拿起笔来向大圈里一抹了。我们中国这些客气的译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这真可以说是东西辉映,各有千秋。至于他们究竟像不像希特勒那样成功呢?这我可就有点说不上来了。
我前面说过,有的译者没有勇气把著者一笔抹杀。但这里正像别处也并不缺少有勇气的人。有一位姓丁双名福保的大学者“著”了一部几十册厚的佛学字典。我们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因为这种工作需要多年的搜集和研究。我们从来没听说中国有这样一位专家,现在却凭空掉出了这样一部大著,不由人不怀疑。书的序里提到日本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词典,我们拿来一对,才知道原来就是这部书的翻译。但丁先生却绝对否认是“译”,只承认是“著”,因为他添了些新东西进去。我又有点糊涂起来。译一部几百万字的大著只要增加十个字八个字的新材料就可以把这部书据为己有,恐怕世界上每个人都要来译书了。但丁先生的大“著”并非毫无可取,里面插入许多丁先生的玉照,例如研究生理时代之丁福保,研究医学时代之丁福保,也颇琳琅满目。丁先生的尊容也还过得去,虽然比畹华博士还差一筹。但我终于恍然大悟。以前有的人想把自己的玉照登在报纸上,但苦于没有机会,只好给兜安氏大药房写信,当然附上玉照,信里说吃了某某药,自己的某某病已经好了,特此致谢。于是隔了不久,自己的尊容就可以同名人一样出现在报纸上,虽然地方不大对,也顾不了那样许多了。现在丁先生又发明了一个方法,使以后想出名的人再也不必冒充自己有梅毒或瘾君子写信给大药房了。真是功德莫大。我们能不佩服丁先生的发明能力么?
另外还有一位更有勇气的人,当然也是一位学者。他译了几篇日本人著的关于鲜卑和匈奴的论文,写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后来有人查出原文来去信质问,他才声明因时间仓促把作者的名字忘掉了。这当然理由充足,因为倘若在别人和自己的名字中间非忘掉一个不行的话,当然会忘掉别人的,谁不爱自己的名字呢?
我上面只是随便举出两个例子。像这样的有勇气的人,在我们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后的春笋还要多。只是在我们国内耍这一套,关系还不太大,因为好多人都是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但偶尔让外国学者知道了,就不免替我们丢人。我上面说的丁福保的字典,一位现在剑桥大学任教授的德国汉学家就同日文原文对照过,他把结果告诉了我,弄得我面红耳赤半天说不上话来。在外国这是法律问题。倘若一个人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偷了人家的东西而不声明,以后发现了,立刻取消博士头衔,我希望中国的法律也会来制裁这一群“英雄”!
1946年11月14日

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
这完全是对我自己的总结,因为这样干的人极少。
我这样做,完全是环境造成的。研究学问是我毕生兴趣之所在,我的几乎是全部的精力也都用在了这上面。但是,在济南高中读书时期,我受到了胡也频先生和董秋芳(冬芬)先生的影响和鼓励;到了清华大学以后,又受到了叶公超先生、沈从文先生和郑振铎先生的奖励,就写起文章来。我写过一两首诗,现在全已逸失。我不愿意写小说,因为我厌恶虚构的东西。因此,我只写散文,六十多年来没有断过。人都是爱虚荣的,我更不能例外。我写的散文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上述诸先生的垂青,后来又逐渐得到了广大读者的鼓励。我写散文不间断的原因,说穿了,就在这里。有时候,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学术研究疲倦了,换一张桌子,写点散文,换一换脑筋。就像是磨刀一样,刀磨过之后,重又锋利起来,回头再搞学术研究,重新抖擞,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纷至沓来,亦人生一乐也。我自知欠一把火,虽然先后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理事、顾问,却从来不敢以作家自居。在我眼中,作家是“神圣”的名称,是我崇拜的对象,我哪里敢鱼目混珠呢?
至于搞翻译工作,那完全是出于无奈。我于1946年从德国回国以后,我在德国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的研究工作,由于国内资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张。当时内心极度痛苦。除了搞行政工作外,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必须找点工作干,我指的是写作工作。写散文,我没有那么多真情实感要抒发。我主张散文是不能虚构的,不能讲假话的;硬往外挤,卖弄一些花里胡哨的辞藻,我自谓不是办不到,而是耻于那样做。想来想去,眼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搞翻译。我从德国的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译起,一直扩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学作品。最长最重要的一部翻译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一部翻译的产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霉、精神最痛苦的时候。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虽然已经被放回家中;北大的“黑帮大院”已经解散,每一个“罪犯”都回到自己的单位,群众专政,监督劳改;但是我头上那一摞莫须有的帽子,似有似无,似真似假,还沉甸甸地压在那里。我被命令掏大粪,浇菜园,看楼门,守电话,过着一个“不可接触者”的日子。我枯坐门房中,除了传电话,分发报纸信件以外,实在闲得无聊。心里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于是就想到了长达两万颂的《罗摩衍那》。从文体上来看,这部大史诗不算太难,但是个别地方还是有问题有困难的。在当时,这部书在印度有不同语言的译本,印度以外还没有听到有全译本,连英文也只有一个编译本。我碰到困难,无法解决,只有参考也并不太认真的印地文译本。当时极左之风尚未全息,读书重视业务,被认为是“修正主义”。何况我这样一个半犯人的人,焉敢公然在门房中摊开梵文原本翻译起来,旁若无人。这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至少也得挨批斗五次。我哪里有这个勇气!我于是晚上回家,把梵文译为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枯坐门房中,脑袋里不停地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我被进一步解放后,又费了一两年的时间,终于把全书的译文整理完。后来时来运转,受到了改革开放之惠,人民文学出版社全文出版,这是我事前绝对没有妄想过的。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我没有成为“不可接触者”,则必终日送往迎来,忙于行政工作,《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有人说:坏事能变成好事,信然矣。人事纷纭,因果错综,我真不禁感慨系之了。
“总结”暂时写到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这本书是以回忆我这一生六七十年来的学术研究的内容为主轴线来写作的,它不是一般的《自述》,连不属于狭义的学术研究范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都不包括在里面。目的无他,不过求其重点突出,线索分明而已。但是,考虑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与学术研究工作毕竟是紧密相联的,所以在“总结”的最后又加上了一节。
第二,《自述》本来打算而且也应该写到1997年的。但是,正如我在上面说到过的那样,我是越老工作干得越多,文章写得也多,头绪纷繁,一时难以搜集齐全,“自述”写起来也难,而且交稿有期,完成无日。考虑了好久,终于下定决心,1994年以后的“学术自述”以后再写,现在暂时告一段落。
第三,但是,我在这里却遇到了矛盾。按理说,“自述”写到哪一年,“总结”也应该做到哪一年。可是,事实上却难以做到,“自述”可以戛然而止,而“总结”则难以办到。许多工作是有连续性的。“总结”必须总结一个全过程,不能说停就停。因此,同这部《自述》不能同步进行,“总结”一直写到眼前。将来“自述”写到1997年时,“总结”不必改动,还会是适合的、有用的。
第四,“总结”的目的是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我这一生活得太长,活干得太多,于是经验和教训就内容复杂,头绪纷纭。我虽然绞尽了脑汁,方方面面,都努力去想。但是,我却一点把握也没有,漏掉的东西肯定还会有的。在今后继续写“学术自述”的过程中,只要我想到还有什么遗漏,我在“自述”暂告——只能暂告,我什么时候给生命画句号,只有天知道——结束时,我还会补上的。
1997年

实话实说
年前,敏泽先生写信给我,要我写一部关于学术研究的“自述”,而且是越长越好。这本来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也很有意义。但是,当时我的二十四卷本的《文集》还没有编完,找不出时间来写,只答应考虑。现在《文集》编完了。敏泽先生又打来电话,旧事重提。我答应他立即着手来写。
我毕生从事教书和研究工作,至今已届望九之年。在这样长的时间内,要说一点经验和教训都没有,那是说不过去的。要说有什么,有多少了不起的经验,那也不是事实。我的确是一匹老马,识一点途也是应当的。但是识的途是否正确,我却没有把握。我平生不喜欢说谎话,现在既然要写,我就照实直说,我绝不夸大,也不矫情做谦虚状。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那是受了水平的限制,绝非有意为之。这一点希望读者能理解。总之,一句话:希望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对我这一部《自述》不要抱过大的希望,不要抱不切实际的期望。古人说:“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根本没有什么金针,即使我想度与人,也无物可度。如果年轻的读者能从我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了什么有用的东西,那是靠他们自己的悟性或主观能动性,不能把功劳记在我的账本上。
以上算是“前言”。
1997年12月
(此文为《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一书前言)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学术良心”,好像以前还没有人用过这样一个词,我就算是“始作俑者”吧。但是,如果“良心”就是儒家孟子一派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的话,我是不信这样的“良心”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质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的一生就是同这种本能作斗争的一生。有的人胜利了,也就是说,既要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他就是一个合格的人。让别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为别人着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是地道的坏人,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有人要问:既然你不承认人性本善,你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十分满意的解释。《三字经》上的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中的“习”字似乎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过了幼稚阶段,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会感到,人类必须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如果一个人只想到自己,或都是绝对地想到自己,那么,社会就难以存在,结果谁也活不下去。
这话说得太远了,还是回头来谈“学术良心”或者学术道德。学术涵盖面极大,文、理、工、农、医,都是学术。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在国际上和我们国内,这样的骗子亦非少见。这样的骗局绝不会隐瞒很久的,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齿于士林,因而自杀者也是有过的。这种学术骗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于今为烈。我们学坛和文坛上的剽窃大案,时有所闻,我们千万要引为鉴戒。
这样明目张胆的大骗当然是绝不允许的。还有些偷偷摸摸的小骗,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戒心。小骗局花样颇为繁多,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下诸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在公开学术报告中听报告人讲演,平常阅读书刊杂志时读到别人的见解,认为有用或有趣,于是就自己写成文章,不提老师的或者讲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创者,用以欺世盗名,这种例子也不是稀见的。还有有人在谈话中告诉了他一个观点,他也据为己有。这都是没有学术良心或者学术道德的行为。
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没有干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干。
我在这里补充几点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的清代正统派的学风的几个特色:“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这同我在上面谈的学术道德(梁启超的“德”)完全一致。可见清代学者对学术道德之重视程度。
此外,梁启超上书中还举了一点特色:“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可以补充在这里,也可以补充在上一节中。
1997年

学习吐火罗文
我在上面曾讲到偶然性,我也经常想到偶然性。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我学习吐火罗文,就与偶然性有关。
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绝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绝不能再扩大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讲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西克出来代理他。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难道他不知道教书的辛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服吗?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难道这里面还有一些极左的先生们所说的什么侵略的险恶用心吗?中国佛教史上有不少传法、传授衣钵的佳话,什么半夜里秘密传授,什么有其他弟子嫉妒等等,我当时都没有碰到,大概是因为时移事迁今非昔比了吧。倒是最近我碰到了一件类似这样的事情。说来话长,不讲也罢。
总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他也不留给我任何考虑的余地。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摊子,“舍命陪君子”了。
能够到哥廷根来跟这一位世界权威学习吐火罗文,是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多少人因为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自怨自艾。我现在是近水楼台,是为许多人所艳羡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我要是不学,实在是难以理解的。正在西克给我开课的时候,比利时的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古勿勒(WalterCouvreur)来到哥廷根,想从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时机正好,于是一个吐火罗文特别班就开办起来了。大学的课程表上并没有这样一门课,而且只有两个学生,还都是外国人,真是一个特别班。可是西克并不马虎。以他那耄耋之年,每周有几次从城东的家中穿过全城,走到高斯-韦伯楼来上课,精神矍铄,腰板挺直,不拿手杖,不戴眼镜,他本身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走这样远的路,却从来没有人陪他。他无儿无女,家里没有人陪,学校里当然更不管这些事。尊老的概念,在西方的国家,几乎根本没有。西方社会是实用主义的社会。一个人对社会有用,他就有价值;一旦没用,价值立消。没有人认为其中有什么不妥之处。因此西克教授对自己的处境也就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了。
吐火罗文残卷只有中国新疆才有。原来世界上没有人懂这种语言,是西克和西克灵在比较语言学家W.舒尔策(W.Schulzs)帮助下,读通了的。他们三人合著的《吐火罗语语法》,蜚声全球士林,是这门新学问的经典著作。但是,这一部长达518页的煌煌巨著,却绝非一般的入门之书,而是异常难读的。它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艰险复杂,歧路极多,没有人引导,自己想钻进去,是极为困难的。读通这一种语言的大师,当然就是最理想的引路人。西克教吐火罗文,用的也是德国的传统方法,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他根本不讲解语法,而是从直接读原文开始。我们一起就读他同他的伙伴西克灵共同转写成拉丁字母、连同原卷影印本一起出版的吐火罗文残卷——西克经常称之为“精制品”(Prachtstück)的《福力太子因缘经》。我们自己在下面翻读文法,查索引,译生词;到了课堂上,我同古勿勒轮流译成德文,西克加以纠正。这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原文残卷残缺不全,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连一行完整的都没有,虽然是“精制品”,也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缺几个字,那里缺几个音节。不补足就抠不出意思,而补足也只能是以意为之,不一定有很大的把握。结果是西克先生讲的多,我们讲的少。读贝叶残卷,补足所缺的单词或者音节,一整套做法,我就是在吐火罗文课堂上学到的。我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以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总是同积雪载途的漫长的冬天联系起来。有一天,下课以后,黄昏已经提前降临到人间,因为天阴,又由于灯火管制,大街上已经完全陷入一团黑暗中。我扶着老人走下楼梯,走出大门。十里长街积雪已深,阒无一人。周围静得令人发憷,脚下响起了我们踏雪的声音,眼中闪耀着积雪的银光。好像宇宙间就只剩下我们师徒二人。我怕老师摔倒,紧紧地扶住了他,就这样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忆值得回忆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这一件小事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每一回忆就感到一阵凄清中的温暖,成为我回忆的“保留节目”。然而至今已时移境迁,当时认为是细微小事,今生今世却绝无可能重演了。

同这一件小事相联的,还有一件小事。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们有一个颇为古老的传统:星期六下午,约上二三同好,到山上林中去散步,边走边谈,谈的也多半是学术问题;有时候也有争议,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此时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在这些教授心目中早已不复存在了,他们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学问。不管怎样,这些教授在林中漫游倦了,也许找一个咖啡馆,坐下喝点什么,吃点什么。然后兴尽回城。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山下散步,逢巧遇到西克先生和其他几位教授正要上山。我连忙向他们致敬。西克先生立刻把我叫到眼前,向其他几位介绍说:“他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是最优等。”言下颇有点得意之色。我真是既感且愧。我自己那一点学习成绩,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老人竟这样赞誉,真使我不安了。中国唐诗中杨敬之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说项”传为美谈,不意于万里之外的异域见之。除了砥砺之外,我还有什么好说呢?
有一次,我发下宏愿大誓,要给老人增加点营养,给老人一点欢悦。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从自己的少得可怜的食品分配中硬挤。我大概有一两个月没有吃奶油,忘记了是从哪里弄到的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以及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他们烤一个蛋糕。这无疑是一件极其贵重的礼物,我像捧着一个宝盒一样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里。这显然有点出他意料,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这当然会在我腹中饥饿之火上又加上了一把火,然而我心里是愉快的,成为我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等到美国兵攻入哥廷根以后,炮声一停,我就到西克先生家去看他。他的住房附近落了一颗炮弹,是美军从城西向城东放的。他的夫人告诉我,炮弹爆炸时,他正伏案读有关吐火罗文的书籍,窗子上的玻璃全被炸碎,玻璃片落满了一桌子,他奇迹般地竟然没有受任何一点伤。我听了以后,真不禁后怕起来了。然而对这一位把研读吐火罗文置于性命之上的老人,我的崇敬之情在内心里像大海波涛一样汹涌澎湃起来。西克先生的个人成就,德国学者的辉煌成就,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从这一件小事中我们可以学习多少东西呢?同其他一些有关西克先生的小事一样,这一件也使我毕生难忘。
我拉拉杂杂地回忆了一些我学习吐火罗文的情况。我把这归之于偶然性。这是对的,但还有点不够全面。偶然性往往与必然性相结合。在这里有没有必然性呢?不管怎样,我总是学了这一种语言,而且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到中国。尽管我始终没有把吐火罗文当作主业,它只是我的副业,中间还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有三十年没有搞,只是由于另外一个偶然性我才又重理旧业;但是,这一种语言的研究在中国毕竟算生了根,开花结果是必然的结果。一想到这一点,我对我这一位像祖父般的老师的怀念之情和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现在西克教授早已离开人世,我自己也年届耄耋,能工作的日子有限了。但是,一想起我的老师西克先生,我的干劲就无限腾涌。中国的吐火罗学,再扩大一点说,中国的印度学,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奠了基。我们有一批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梵文学者,是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当然也可以说是西克教授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他们将肩负起繁荣这一门学问的重任,我深信不疑。一想到这一点,我虽老迈昏庸,又不禁有一股清新的朝气涌上心头。
1988年

十年回顾
自己觉得德国10年的学术回忆好像是写完了。但是,仔细一想,又好像是没有写完,还缺少一个总结回顾,所以又加上了这一段。把它当做回忆的一部分,或者让它独立于回忆之外,都是可以的。
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德国10年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10年。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如果我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发轫期的话,真正的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我也提到过,如果我不是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来到德国的话,我的一生将会完完全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今天究竟会在什么地方,还能不能活着,都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这个10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10年,有它辉煌成功的一面,也有它阴暗悲惨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比较详细地写在我的《留德十年》一书中,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因为我现在写的《自述》重点是在学术;在生活方面,如无必要,我不涉及。我在上面写的我在哥廷根10年的学术活动,主要以学术论文为经,写出了我的经验与教训。我现在想以读书为纲,写我读书的情况。我辈知识分子一辈子与书为伍,不是写书,就是读书,二者是并行的,是非并行不可的。
我已经活过了8个多10年,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但是,在读书条件和读书环境方面,哪一个10年也不能同哥廷根的10年相比。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最枯燥乏味的人,所有的玩的东西,我几乎全不会,也几乎全无兴趣。我平生最羡慕两种人:一个是画家,一个是音乐家。而这两种艺术是最需天才的,没有天赋而勉强对付,绝无成就。可是造化小儿偏偏跟我开玩笑,只赋予我这方面的兴趣,而不赋予我那方面天才。《汉书·董仲舒传》说:“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极想“退而结网”,可惜找不到结网用的绳子,一生只能做一个羡鱼者。我自己对我这种个性也并不满意。我常常把自己比做一盆花,只有枝干而没有绿叶,更谈不到有什么花。
在哥廷根的10年,我这种怪脾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我又是一介穷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我所有的仅仅是时间和书籍。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会偶尔举行晚会跳舞,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看,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我读书有两个地方,分两大种类,一个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等的书籍,一个是汉文的书籍。我很少在家里读书,因为我没有钱买专业图书,家里这方面的书非常少。在家里,我只在晚上临睡前读一些德文的小说,ThomasMann的名著《Buddenbrooks》就是这样读完的。我早晨起床后在家里吃早点,早点极简单,只有两片面包和一点黄油和香肠。到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首先在餐桌上消逝的是香肠,后来是黄油,最后只剩一片有鱼腥味的面包了。最初还有茶可喝,后来只能喝白开水了。早点后,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午饭在学生食堂或者饭馆里吃,吃完就回研究所。整整10年,不懂什么叫午睡,德国人也没有午睡的习惯。
我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书籍,一般都是在梵文研究所里。因此,我想先把梵文研究所图书收藏的情况介绍一下。哥廷根大学的各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图书室。梵文图书室起源于何时、何人,我当时就没有细问。可能是源于FranzKielhorn,他是哥廷根大学的第一个梵文教授。他在印度长年累月搜集到的一些极其珍贵的碑铭的拓片,都收藏在研究所对面的大学图书馆里。他的继任人HermannOldenberg在他逝世后把大部分藏书都卖给了或者赠给了梵文研究所。其中最珍贵的还不是已经出版的书籍,而是零篇的论文。当时Oldenberg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梵学大师,同全世界各国的同行们互通声气,对全世界梵文研究的情况了如指掌。广通声气的做法不外一是互相邀请讲学,二是互赠专著和单篇论文。专著易得,而单篇论文,由于国别太多,杂志太多,搜集颇为困难。只有像Oldenberg这样的大学者才有可能搜集比较完备。Oldenberg把这些单篇论文都装订成册,看样子是按收到时间的先后顺序装订起来的,并没有分类。皇皇几十巨册,整整齐齐地排列书架上。我认为,这些零篇论文是梵文研究所的镇所之宝。除了这些宝贝以外,其他梵文、巴利文一般常用的书都应有尽有。其中也不乏名贵的版本,比如MaxMüller校订出版的印度最古的典籍《梨俱吠陀》原刊本,Whitney校订的《阿闼婆吠陀》原刊本。Boehtlingk和Roth的被视为词典典范的《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原本和缩短本,也都是难得的书籍。至于其他字典和工具书,无不应有尽有。
我每天几乎是一个人坐拥书城,“躲进小楼成一统”,我就是这些宝典的伙伴和主人,它们任我支配,其威风虽南面王不易也。整个Gauss-Weber-Haus平常总是非常寂静,里面的人不多,而德国人又不习惯于大声说话,干什么事都只静悄悄的。门外介于研究所与大学图书馆之间的马路,是通往车站的交通要道;但是哥廷根城还不见汽车,于是本应该喧阗的马路,也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真是一个读书的最理想的地方。
除了礼拜天和假日外,我每天就到这里来。主要工作是同三大厚册的Mahvastu拼命。一旦感到疲倦,就站起来,走到摆满了书的书架旁,信手抽出一本书来,或浏览,或仔细阅读。积时既久,我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大体上有一个轮廓。世界各国的有关著作,这里基本上都有。而且德国还有一种特殊的购书制度,除了大学图书馆有充足的购书经费之外,每一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独立的购书经费,教授可以任意购买他认为有用的书,不管大学图书馆是否有复本。当Waldschmidt被征从军时,这个买书的权力就转到了我的手中。我愿意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书买回来以后,编目也不一定很科学,把性质相同或相类的书编排在一起就行了。借书是绝对自由的,有一个借书簿,自己写上借出书的书名、借出日期;归还时,写上一个归还日期就行了。从来没有人来管,可是也从来没有丢过书,不管是多么珍贵的版本。除了书籍以外,世界各国有关印度学和东方学的杂志,这里也应有尽有。总之,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专业图书室。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畅游于书海之中。我读书粗略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细读的,一类是浏览的。细读的数目不可能太多。学梵文必须熟练地掌握语法。我上面提到的Stenzler的《梵文基础读本》,虽有许多优点,但是毕竟还太简略;入门足够,深入却难。在这时候必须熟读Kielhorn的《梵文文法》,我在这一本书上下过苦工夫,读了不知多少遍。其次,我对Oldenberg的几本书,比如《佛陀》等等都从头到尾细读过。他的一些论文,比如分析Mahvastu的文体的那一篇,为了写论文,我也都细读过。Whitney和Wackernagel的梵文文法,Debruner续Wackernagel的那一本书,以及W.Geiger的关于巴利文的著作,我都下过工夫。但是,我最服膺的还是我的太老师HeinrichLüders,他的书,我只要能得到,就一定仔细阅读。他的论文集PhilologicaIndica是一部很大的书,我从头到尾仔细读过一遍,有的文章读过多遍。像这样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宗教、文学、碑铭等的对一般人来说都是极为枯燥、深奥的文章,应该说是最乏味的东西。喜欢读这样文章的人恐怕极少极少,然而我却情有独钟;我最爱读中外两位大学者的文章,中国是陈寅恪先生,西方就是Lüders先生。这两位大师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为文,如剥春笋,一层层剥下去,愈剥愈细;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叙述不讲空话,论证必有根据;从来不引僻书以自炫,所引者多为常见书籍;别人视而不见的,他们偏能注意;表面上并不艰深玄奥,于平淡中却能见神奇;有时真如“山重水复疑无路”,转眼间“柳暗花明又一村”;迂回曲折,最后得出结论,让你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口服心服。人们一般读文学作品能得美感享受,身轻神怡。然而我读两位大师的论文时得到的美感享受,与读文学作品时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却似乎更深更高。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我个人的怪癖;我自己觉得,这确实是“癖”,然而毫无“怪”可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上面谈的是我读梵文著作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当时我读的书绝不限于梵文典籍。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哥廷根大学有一个汉学研究所。所内有一个比梵文研究所图书室大到许多倍的汉文图书室。为什么比梵文图书室大这样多呢?原因是大学图书馆中没有收藏汉籍,所有的汉籍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如藏文、蒙文、西夏文、女真文之类的典籍都收藏在汉学研究所中。这个所的图书室,由于GustavHaloun教授的惨淡经营,大量从中国和日本购进汉文典籍,在欧洲颇有点名气。我曾在那里会见过许多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AthurWaley等等。汉学研究所所在的大楼比Gauss-Weber-Haus要大得多,也宏伟得多;房子极高极大。汉学研究所在二楼上,上面还有多少层,我不清楚。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偌大一座大楼是做什么用的。10年之久,我不记得,除了打扫卫生的一位老太婆,还在这里见到过什么人。院子极大,有极高极粗的几棵古树,样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树龄,地上绿草如茵。楼内楼外,干干净净,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静,也更幽雅,真是读书的好地方。
我每个礼拜总来这里几次,有时是来上课,更多地是来看书。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有一段时间,我帮助Waldschmidt查阅佛典。他正写他那一部有名的关于释迦牟尼涅槃前游行的叙述的大著。他校刊新疆发现的佛经梵文残卷,也需要汉译佛典中的材料,特别是唐义净译的那几部数量极大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至于我自己读的书,则范围广泛。十几万册汉籍,本本我都有兴趣。到了这里,就仿佛回到了祖国一般。我记得这里藏有几部明版的小说。是否是宇内孤本,因为我不通此道,我说不清楚。即使是的话,也都埋在深深的“矿井”中,永世难见天日了。自从1937年GustavHaloun教授离开哥廷根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讲座教授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汉学研究所就由我一个人来管理。我每次来到这里,空荡荡的六七间大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万籁俱寂,静到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在绝对的寂静中,我盘桓于成排的大书架之间,架上摆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我翻阅的书很多;但是我读得最多的还是一大套上百册的中国笔记丛刊,具体的书名已经忘记了。笔记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述体裁,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宇宙,下至鸟兽虫鱼,以及身边琐事、零星感想,还有一些历史和科技的记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资料。我读完了全套书,可惜我当时还没有研究糖史的念头,很多有用的资料白白地失掉了。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哥廷根读梵、汉典籍,情况大体如此。
1997年

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
今年春天,我在新创刊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天人合一”新解》(以下简称《新解》),阐述了我最近对东西文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想法,大概仍然属于野狐谈禅之类。不意竟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剑虹、向云驹等先生相告)。同时,我自己也进一步读了一些书。我并无意专门搜集这一方面的资料,资料好像是自己跃入我的眼中。一经看到,眼明心亮。我自己也有点吃惊:资料原来竟这样多呀!这些资料逼迫我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到,东西文化关系的问题,是当前国内热门话题之一,国外也有类似倾向。最近一两年内,我曾多次参加国内和国际研究东西文化关系的学术研讨会。同声相求,同气相应,颇有一些意见相同者,窃以为慰。但是,兹事体大,绝非一两个人,在一两年内,就能获得比较满意的解决的。因此,把我进一步考虑的结果以及新看到的一切资料,搜集起来,对《新解》加以补充,会是有益的。
这就是这篇论文产生的根源。
我的做法是,先补充一些资料,然后再分别介绍李慎之先生一篇文章和郑敏先生一篇文章。最后讲一点纳西族的哲学思想。
我在《新解》中引用了不少中国资料;但是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宋代的张载,却只提了一句,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张载是宣扬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深刻最鲜明的代表,是万万遗漏不得的。我现在来弥补一下。
张载是宋代的理学大家之一。在遵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条条框框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中,他一向被认为是唯物主义者。我对这种愣贴标签的、把哲学现象过分简单化的做法是不敢苟同的。这且不去说它。我现在引他一些话,补《新解》之不足。
天人合一思想在张载的著作中,到处都有表现。比如在《正蒙》中,他说:“爱必兼爱。”他又说:“物无孤立之理”,意思就是,事事物物都互相联系。这同我多次提到的东方文化的特点:整体概念,普遍联系,是一个意思。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最鲜明、最深刻的例子,是张载著名的《西铭》(后收入《正蒙》中)。《西铭》极短,我不妨全文抄出: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
关于张载就补充这样多。在当时,张载同程朱一派的理学家意见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但是对张载这种鲜明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程朱也是赞赏的。可见这种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深入人心的。
现在我想补充一点关于日本的资料。日本深受中国宋明理学的影响,对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不陌生。这一点在讲日本思想史的书中,在许多中国学家的著作中,很容易可以找到,无须我再加以详细论列。前不久,我接到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哲学和日本学专家仓泽行洋博士的新著《东洋と西洋》,其中有的地方讲到天人合一:第一章,“世界观の东西”,13众生本来佛;14万物我と一体。我请人①把14“万物我と一体”译为汉文,附在这里,以供参考:
这样,在佛教中认为人与万物并无差别,同为佛,实质上同为一物。当然,我们即使不以佛作为依据,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同样可以发现人与万物本质上完全相同。
譬如,在印度有一种古老的哲学,叫“奥义书”。这种哲学出现在佛教尚未形成之时。奥义书哲学的根本理念,根本思想就是tman与brahman同一。tman就是自我的本质,我的实体。brahman就是宇宙的原理,译为“梵”。这里就是讲我与梵,自我的本体与宇宙的原理是相同之物。日本明治时代的某位学者把它称为“梵我一如”。奥义书思想之本就在于“梵我一如”。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表现。“梵我一如”也是我、人与人以外的万物完全相同的另一种讲法。
另外,还有一种十分简洁、十分明确的说法,这就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句话出自中国的一本古书《碧岩录》。此句的意义,我想是不说自明的。
与此十分相似的还有《庄子》中的一句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万物皆一,万物一齐。”此处的万物中包含着人类。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从本质上看都是相同的。“万物一齐”的“一齐”就是相同、相等之意,所以就等于说万物毫无例外都是平等的。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①
现在补充一点关于朝鲜的资料。
朝鲜有比较悠长的哲学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有自己本土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受到了邻国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儒家思想在三国时期已传入朝鲜,儒家的天命观影响了朝鲜思想。到了高丽末李朝初期,宋代程朱之学传入。作为宋代理学基础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在朝鲜占了上风。在这时期出现了一批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比如李穑(1328~1396年),郑梦周(1337~1392年),郑道传(1337~1398年)等等,在他们的学说中,都有一些关于天地万物之理的论述;但是,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是权近(1352~1409年)。他用图表来解释哲学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他把这张图摆在所有图的最前面,以表示其重要性。他反对天人相胜论。他说:
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人兽草木千形万状,各正性命者,皆自一太极中流出。故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太极,而天下无性外之物,故《中庸》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呜呼,至哉。

权近又提出了天人相类相通的学说,他说:
盖天地万物,本同一体,故人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人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是天地之有灾祥,良由人事之有得失也。人事得,则灾祥顺其常;人事失,则灾祥反其正。
他还说:
人众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天人之际,虽交相为胜,然人之胜天,可暂而不可常;天之胜人,愈久而愈定也。故淫者必不能保其终,而善者必有庆于后矣。
李朝前半期的哲学思想,以及那以后的哲学思想,仍然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天人合一的色彩。①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东方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朝鲜哲学史上也是比较明确的。
补充资料就这样多。
在《新解》里,我论述了中国和印度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现在,我又补充了日本和朝鲜(韩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东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我都谈到了。因此,我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主导思想,应该说是有坚实可靠的根据的。
我在下面介绍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李慎之教授的《中国哲学的精神》。②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讲一点琐事,也可以算是“花絮”吧。
我最初并不认识李慎之先生。只在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理事会上见过几次面。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外交官,一个从事国际活动的专家,给我没有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前几年,台湾的星云大师率领庞大的僧尼代表团,来内地访问。赵朴老在人民大会堂设素斋招待。排座位,我适与他邻座。既然邻座,必然要交谈。谈了没有几个回合,我心里就大吃一惊,我惊其博学,惊其多识,我暗自思忖:“这个人看来必须另眼相看了。”
《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出版,在懂行者中,颇引起一点轰动。报刊杂志上刊出了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上对陈吴二师的思想学术和交谊,做了一些探讨,极有见地,相当深刻,发潜德之幽光,使二师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我心中窃以为慰。
有一天,见到李先生。他告诉我,他看到我为那一本书题的封面,我在书名之外写上了“弟子季羡林敬署”。这本是一件微末不足道的小事,他却大为感慨。我小时候练习过毛笔字,后来长期在国外,毛笔不沾手者十有余年。我自知之明颇有一点,自知书法庸陋,从不敢以书法家自命。不意近若干年以来,竟屡屡有人找我写这写那。初颇惶恐觳觫,竭力抗拒。人称谦虚,我实愧恧。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不嫌丑,我就不脸红!”从而来者不拒,大写起来。但是,《吴宓与陈寅恪》却不属于这个范畴。为两位恩师的书题写书名,是极大的光荣。题上“弟子”字样,稍寓结草衔环之意。这一切都是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进行的。然而慎之却于其中体会出深文奥义,感叹当今世态浇漓,师道不尊,十年浩劫期间,学生以打老师为光荣,而今竟有我这样的傻子、呆子,花岗岩的老脑袋瓜,仍遵古道,自署“弟子”。他在慨叹之余,提笔写了一篇关于《吴宓与陈寅恪》一书的文章,寄了给我。不知何故,没能收到。他又把文章复制了一份,重新付邮,并附短札一通。文章的名字叫“守死善道强哉矫”,副标题是“——读〈吴宓与陈寅恪〉”。信与文章都是一流的。我现在先把信抄在下面:
季先生:
拙文于六月底草成后即寄上请正。既然没有收到,就再次挂号寄上。
上次信中,还写了一些对陈吴两先(生)表示钦仰的话,并且希望两先生的老节能为中国知识分子之操守立一标准。这次就都不说了。只是仍然深感自己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两先生的潜德幽光,滋有愧耳。
专此即颂
秋安
李慎之92.
中秋夜
看了这封信,我相信,读者会认为我抄它是应该的。至于那一篇文章,我力劝他发表,现已在《瞭望》1992年第42期上刊出。我劝对陈吴两师有意研究了解者务必一读。我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有见解,有气势,有感情,有认识;对两先生毕生忠于自己的信念,不侮食自矜,不曲学阿世,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对两先生生死之交终生不渝的友谊给予了最高的赞美。文章说:“陈先生的悲剧并不在他的守旧而正在于他的超前,这就是所谓‘先觉有常刑’。”真可以掷地作金石声!
这就是我认识李慎之的经过,这就是我认识的李慎之。
这“花絮”实在有点太长了。但是,我相信,读者读了以后,或许还有人认为,它还应该再长一点。
现在来介绍《中国哲学的精神》。
按照平常的做法,我应当先对本文加以概述,然后选取某些点加以详细评论,或赞同,或否定,或誉,或毁,个人的看法当然也要提到。于是一篇文章便大功告成。我现在不想这样办。我觉得,这样办虽符合新八股的规律,然而却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大家不是常说“求同存异”吗?我想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求异存同”,并非想标新立异,实不得不尔耳。
说到“求异存同”,我又不得不啰唆几句。李慎之先生在《守死善道强哉矫》那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古人的话:“朋友,以义合者也。”我认为,这是含义深刻的一句话。但是,什么叫“义”呢?韩文公说:“行而宜之之谓义。”这仍然是“妻者,齐也”同音相训的老套。我个人觉得,“义”起码包含着肝胆相照这样一层意思,就是说,朋友之间不说假话,要讲真实的话。慎之做到了这一点,我现在努力步其后尘。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介绍《中国哲学的精神》一文,不谈本文,只谈《后记》。慎之说:“我过去看到季先生一些短篇论东西文化的文章,总以为他的思想与我大相径庭。这次看到他的长篇论述,才发觉我们的看法原来高度一致。”①这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关于“高度一致”的地方,我就不再谈了。我现在专谈“高度不一致”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我归纳为以下三点,分别谈谈我的意见。
(一)西方科学技术的副作用问题
李慎之先生说:“季先生似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副作用看得多了一点。”可我自己觉得,我看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关于这个问题,我并不是先知先觉。西方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而且提出了警告。不但今天是这样,而且在一百多年以前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下面介绍郑敏教授的文章时,我还将谈论这个问题。这里就暂且不谈了。

前几天,我在香山召开的“东方伦理道德与青少年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听到一位女士说,她最近读了一本外国某专家的书,书中列举了大量类似我在《新解》中所指出的西方科技产生出来的弊害,有说明,有理论,他最后的结论是:到了21世纪末,人类就到了“末日”,实在让人惊心动魄。我还没有像他那样悲观,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我并非科技专家,也非社会学家。我所能看到的并且列举出来的弊害,并不全面。虽然我在列举弊害时,往往在最后加上“等等”,甚至两个“等等”这样的字样,看来是胸有成竹,种种弊害罗列心头,唾手可得。实际上是英雄欺人,是我耍的一种手法。我限于能力,再也列举不出更多更具体更有力的证据了。
但是,就拿我所能列举出来的弊害来看,这些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而且还日益发展蔓延,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幻想,而是有目共睹的。可怜当今世界上那些有权势的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大人物,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懵懵懂懂,如在梦中,仍然在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自我感觉极端良好哩。
慎之在《后记》中又提到:“去年六月讨论环境问题的全球首脑会议前夕,有一批当今世界上在各种学科居于领导地位的科学家特地写信给首脑会议发出呼吁,认为只有发展科学,发展技术,发展经济,才有可能最后解决环境问题。绝不能为保护环境而抑制发展,否则将两俱无成。我是赞成他们的意见的。”①直白地说,我是不赞成他们的意见的,我期期以为不可。为了保护环境绝不能抑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个大前提绝对是正确的。不这样做是笨伯,是傻瓜。但是,处理这个问题,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只能是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否则就会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fromtheverybeginning),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尽上最大的努力,对弊害加以抑制,绝不允许空喊:“发展!发展!发展!”高枕无忧,掉以轻心,梦想有朝一日科学会自己找出办法,挫败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时,魔已经无法控制,而人类前途危关。中国旧小说中常讲到龙虎山张天师打开魔罐,放出群魔,到了后来,群魔乱舞,张天师也束手无策了。最聪明最有远见的办法是向观音菩萨学习,放手让本领通天的孙悟空去帮助唐僧取经。但同时又把一个箍套在猴子头上,把紧箍咒教给唐僧。这样可以两全其美,真无愧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西方科学家们绝不能望其项背。他们那一套“科学主义”是绝对靠不住的。事实早已证明了:科学绝非万能。
(二)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
李慎之先生说:“事实上,人类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的融合已经开始了。”①
笼统地说,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因为,文化一经产生并且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融合;而只有不同的文化的融合才能产生更高一层的文化。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在这里,关键问题是“怎样融合”?也就是慎之所说的“如何”(how)的问题。这也就是我同他分歧之所在。他的论点看样子是东西文化对等地融合,不分高下,不分主次,像是酒同水融合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起平坐,不分彼此。这当然是很理想的,很美妙的。
但是,我却认为,这样的融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倒不是因为我们要争一口气。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
这不是有点太霸道了,太不讲理了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话必须扯得远一点。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HistoricalStudies)中,把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所创造的文明归纳为23种或26种。意思就是说,任何文明都不能万岁千秋,永存不朽。这个观点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情况的。我归纳了一下,认为人类的文明或者文化大体上有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这种消逝不是毫不留踪迹地消失了,而是留有踪迹的,踪迹就存在于接它的班的文化中。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融合,但却不是对等的,而是有主有从的。
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文化,是指汇合了古代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而发展下来的欧美文化。其思想基础是分析的思维模式。其繁荣期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有密切联系。这个文化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空前的高度,创造的物质财富使全人类皆蒙其利,无远弗届。这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强调的。但是,中外少数有识之士,已经感到,到了今天,这个文化已呈强弩之末之势。它那分析的特点碰到了困难,一些西方的物理学家提出了“夸克封闭”的理论。我于此是一个完全的外行,不敢赞一词。即使是还能分析下去,也绝不能说永远能分析下去。那种“万世不竭”的想法,恐怕只是一种空想。反正一向自认为已经抓到了真理,无所不适,无所不能的自然科学家并不能解决或者解释自然界和人类躯体上的一切问题,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西方文化衰竭了以后怎样呢?我的看法是:自有东方文化在。
可是,李慎之先生在这里又提出了问题。他在《辨同异合东西》这一篇发言里说:“首先是,所谓东方与西方文化究竟何所指,就很难弄清楚。”这话自有其道理。一直到今天,主张东西文化有别的人还没有哪一个能够条分缕析地,翔实而又确凿地,令人完全信服地说出个道理来。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思考与研究。但是绝不能因噎废食,就说东西文化分不清楚了。世界上万事万物,没有哪一个是绝对地纯的。连“真空”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真”。自其大者而言之,东西文化确有差别,而且差别极为明显,这一点无法否认。人类创造的文化很多,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人类的思维模式,尽管名目繁多,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也只能分为两大体系:综合的思维模式与分析的思维模式。这与东西两大文化体系适相对应。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西方文化绝不能万岁千秋,西方的科学技术也绝非万能。自然界和人体内许多现象,西方科技无法解释……
怎样来解释这些现象呢?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无能为力,也就是说,西方以分析思维模式为主导的探讨问题的方式已经无能为力了。换一个方式试试看怎样呢?在这里,alternative只有东方文化,只有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的东方探讨问题的方式。实迫处此,不得不尔。一个人的个人爱好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

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表现在众多的地方。原来我以为只有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是这样的。后来我读了一些书和文章,才知道区别并不限于上述两种科学,连自然科学也不例外。给我启发最大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吴文俊教授的《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副标题是《东方数学典籍〈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研究》序言,①第二篇是关士续先生的《科学历史的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副标题是《由吴文俊教授一篇序言引起的思考和讨论》。②两位作者都根本不是讨论东西方文化的问题,然而对探讨这两种文化之差别是有非常深刻的启发意义。我郑重推荐给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行们读一读。
话扯得有点太远了,是收回来的时候了。话虽然多,但我深信并不是废话。看了这些话以后,读者自然就能明白,我理解的东西文化融合与慎之理解的大相径庭。我理解的不是对等的融合,而是两个文化发展阶段前后衔接的融合,而是必以一方为主的融合,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吧。试问一个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文化怎样能同一个以分析思维为基础的文化对等地融合呢?那样产生出来的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
这里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否则的活,我上面的那一些论证都成了肥皂泡,一吹就破。这就是:中国文化,或者泛而言之的东方文化,也已有了若干千年的历史,难道这个文化就不受我在上面提出来的文化发展的五个阶段的制约吗?难道在这里必须给东方文化以“特权”吗?否,否,东方文化也必须受那五个阶段的制约。在规律面前,方方平等。我拿中国文化作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汤因比在他的书中曾把中国文化分为几个文明。其说能否成立,姑置不论。但是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几次“输液”或者甚至“换血”的过程。印度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是第一次“输液”。明清之际西方思想传入,是第二次“输液”。五四运动可以算是第三次“输液”。有这样几次“输液”的过程,中国文化才得以葆其青春。这样的“输液”西方文化是不明显的。工业革命以后的繁荣阶段,更是根本没有。这是东西方文化最显著的区别之一。
基于上述理由,我不能同意慎之的意见。
(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上面(二)实际上已经解决。但是,慎之在《后记》里十分强调说:“季先生所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是我最不能同意的。”因此,我觉得还有必要再唠叨上几句。
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慎之的“论”),毋宁说它是一个历史事实。既然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文化或者文明,生生灭灭,变动不已,从广义上来看,这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把范围缩小一点,缩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情况稍有不同。在这里,历史上曾有过“三十年河东”,现在正是“三十年河西”,是否能再一个“三十年河东”,这就有点理论味道了,因为历史还没有证明其“是”与“否”。我认为是“是”,理由上面(二)已经陈述过了。至于究竟如何,那就有待于历史的证明。黑格尔用正—反—合这个公式说明事物发展规律。我觉得,在东西文化的关系上应该是正—反—正。但是我对于理论不是内行,提出来求教于通人。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笑话,是关于两个近视眼看匾的,内容大家都知道的。我同慎之以及其他先生讨论的问题,等于还没拿出来的那一块匾。这样的问题只有历史的发展能最终解决,理论不管多么完美,多么奇妙,在没有被事实证明以前,都只能说是空想。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就到此为止,今后不想再写21世纪“畅想曲”了。这个问题留给文学家,留给诗人去处理吧。
下面介绍第二篇文章:郑敏教授的《诗歌与科学:世纪末重读雪莱〈诗辨〉的震动与困惑》。①雪莱(1792~1822年)的这一篇文章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真正闪耀着“天才的火花”。西人有言:“诗人是预言家”,这话极有见地。诗人大概比我在上面提到的看(猜)匾的近视眼要高明得多多了。郑敏先生又以自己诗人的敏感写出了重读这篇文章的震动与困惑,极具有启发性,这与我在《新解》中提出的看法几乎完全符合。我不禁有点沾沾自喜了。
我在下面就郑敏教授的文章谈几点意见。
(一)雪莱预言工业发展的恶果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以惊人的诗人的敏感,在西方工业发展正如火如荼地上升的时候,预先看到了它能产生的恶果。因为我自己没有读《诗辨》,我只能依靠郑敏先生的介绍。我还是抄一点她的文章吧:
在他的感受里,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文化和人民的心态可谓病入膏肓。人们醉心于利用新兴的科学占领财富,一味放纵钻营的才能,而忽视心灵的培养。人们以机械的生产压制真正的创造性,而只有创造性才是真正的知识的源。在《诗辨》中雪莱指控工业革命将人们引上贪财、自私、愚昧的道路。②
郑敏先生接下去在下面又写道:
从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文明在强大富裕的路上疾驰,价值观念经受强大的冲击,科技的惊人成就使得人文科学黯然失色。为积累财富所需的知识和理性活动成为文教界所重视的,而诗和想象力由于其无助于直接换取市场上的优势而受到忽视,前者雪莱称之为钻营的本领,诗人意识到物质的丰富并不必然促成文明自低向高发展。①
这些话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也还有其借鉴的意义。我并不主张,一切的财富积累都必须反对。那是某些宗教教派的信条,为我所不取。但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不应该进行点精神文明方面的教育吗?
接下去,郑敏教授根据雪莱的预言列举了一些随着高科技在20世纪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罪恶”:原子弹、艾滋病、民族仇恨的战火、森林的被破坏、海洋受污染、动物种类不断减少、臭氧层遭破坏、吸毒的蔓延、国际贩毒活动猖狂、黑手党的暴力活动、灭绝种族的纳粹大屠杀、恐怖的夜间失踪、精神病院的黑暗等等。这同我在一些文章中列举的“弊端”,大同而小异。真是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

(二)雪莱开出的药方
上面列举的那一些现象,不管称之为什么,反正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必须有解救的办法,必须有治这些病的药方。
根据郑先生的介绍,雪莱开出来的药方是诗与想象力,再加上一个爱。
根据郑先生的解释,“诗”,在很多情况下指的是诗的功能。雪莱认为,诗是神圣的,它具有一种道德的威力,它能克服邪恶。“想象力”,雪莱在《诗辨》中提出了它作为对物质崇拜和金钱专政相对抗的解毒剂。这种想象力的成分有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先验主义,以及大量带有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色彩的人文主义。在《诗辨》看来,那在富与高尚之间遗失的环节,就是想象力和诗。
雪莱医治人类创伤的另一剂良药就是“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地下凶神德漠高更说爱这双有医疗功能的翅膀拥抱满目疮痍的世界。
总之,雪莱的浪漫主义想以爱来医治人的创伤,以想象力来开拓人的崇高,以诗来滋润久旱的大地。他的这一些想法,我们不见得都能接受。但是,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性,则是必须肯定的。
(三)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一讲到爱,就会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挂上了钩。在这个问题上,郑敏教授有非常中肯的论述。我在下面抄一段她的话:
譬如当一部分人为了发财而疯狂地破坏自然时,诗心使得一些人抗议滥杀野生动物,破坏原始森林,破坏臭氧层。愈来愈多的人走出以“人”为中心的狭隘、愚昧的宇宙观,认识到自然并不是为人而存在的,反之,人若要存在下去,要了解自然、保护自然。盲目破坏自然环境,最终是要受到自然的惩罚。在工业的初期,人类兴奋于一些科技的发明而以为人类万能,自我膨胀。……使人类在愚蠢的谋财过程中大量伤害了自然,今天我们已看到人和自然间的文本的关系,人的存在因自然受伤也面临危机。①
这些意见同我在《新解》和其他文章中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意见的正确。中国和东方一些国家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表达的正是这种思想和感情。拯救全人类灭亡的金丹灵药,雪莱提出来的是想象力、诗和爱,我们东方人提出来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殊途同归,不必硬加轩轾。
(四)西方向东方学习
写到这里,已经接近西方必须向东方学习的问题了。
关于这个问题,郑敏先生介绍了一些情况。她说,随着西方社会走向后工业化时代,西方思潮中发展了一股向东方文化寻找清热解毒的良药的潜流。她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20世纪初的费诺罗萨(Fenollosa)和庞德(EzraPound)对中国文字和古典文学的兴趣。“这一支向东方文明寻找生机的学派虽然在20世纪以前已经开始,但在19世纪与20世纪发展成西方文化中一支颇有影响的亚文化。从道家、儒家、印度佛教近年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来讲,就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是如何希望将东方文化作为一种良药来疏浚西方文化血管中物质沉淀的阻塞。”在这里,郑敏教授举出了F.卡普拉(FritjofCapra)和海德格尔,还有日本学者Tezuka(手冢),以及德里达关于语言的讨论。
总之,西方向东方学习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一件大好的事情。特别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曾掀起了向东方学习的高潮。其中原因实在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
(五)两种思维方式
最后我想着重谈一谈东西两种思维方式或模式的问题。
几年以前,我提出了世界上两大思维模式的想法,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模式和西方的分析的思维模式。我在本文中,在上面,也谈到了这个想法。我有点自知之明,自己绝不是什么哲学家,至多不过胡思乱想而已。可是对这种胡思乱想偏偏又有点沾沾自喜。这或许是人类的弱点之一吧,我也未能免俗。虽然对读者同意的反应和不同意的反应我并不怎样介意,但看到赞成的意见,心里总是有点舒服。这或许是人类的另一个弱点吧。
在郑敏教授的这一篇文章里,我无意中找到了同我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同的论述,窃以为慰。我先把有关的地方抄在下面:
20世纪后半期,西方结构主义与解构思维都以语言为突破口,对人类文化的各方面进行阐释,最后落实到两类思维模式,结构主义带着浓厚的崇尚科学的客观性的倾向,企图将文字、语言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纳入脱离人性及主观想象力的活动而独立存在的结构符号系统的世界。解构思维则对这种崇尚逻辑分析并以此为中心的智性活动的垄断进行反抗。①
再往下,郑敏先生又从人类智能的倾向方面把智能分为两大类:
分析的、重实的和综合的重穿透和超越的。雪莱认为科技属于前者,而诗的想象为后者。②
这同上面讲到的人类的两种思维模式完全相当。根据郑先生的论述,这两种模式表现在很多方面,我先归纳一下,列出一个简明扼要的表,然后再逐项稍加解释:
分析知性(理性)分析力结构主义
综合悟性想象力解构思维
为了真实和准确起见,我在解释时少用自己的话,而多用郑文原文。
先谈分析和综合。“从18世纪以来,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人们更重视分析逻辑思维,而忽视想象力的海阔天空的创造性。”①“但现在这类分析活动正试用压倒创造发明的功能(指想象力——作者注)的直接表述。”②“综合”,上面引文中已有,不再重复。
谈知性和悟性。“忘记了想象力、悟性是保护人类崇高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一种天性。”③“但他坚信这一切必须置于诗的功能和想象力的悟性(非狭隘的理性)之下。”页48b有“知性活动”这个词儿。“理性的运用强调分析、知性和实证,而忽略悟性,虽然悟性是凌驾于事实之上的一种超越的穿透性。”④
谈分析力和想象力。上面的引文已经涉及到这方面了。现在再引上几句话。“想象力的集中表现为诗和哲学,分析力的集中表现为科技(与科学理论有别);想象力的发展走向是超越物质世界,走向无拘束、无边无限的精神世界,而分析活动的发展产生了人对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⑤我在别的地方讲过,“征服自然”是西方文化有别于东方文化的重要特点。郑文还提到,雪莱的《诗辨》主张以诗的功能和想象力来与分析性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抗衡。⑥
结构主义和解构思维,上面已引过。我现在再补充上一条:“解构思维反对定型的僵化的系统和抽象,因此吸收了东方哲学的‘道’、‘无常道’、‘无名天地始’、‘常无观其妙’(羡林案:原文如此)、‘玄者无形’等强调‘无’的思维。”①这样解构思维就同东方文化挂上了钩。

郑敏教授的论文就介绍到这里。
雪莱的《诗辨》和郑先生的文章,都是好文章。但是,是否我就完全同意不敢赞一词了呢?也不是的。我现在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一点补充,并且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雪莱所谓的“诗”,不可能指世界上所有的诗。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各国人民创造了不少的种类繁多、内容和形式各异的诗,诗的功能也各种各样,有的诗显然并不具备雪莱所说的那一种“诗的功能”。我猜想,雪莱心目中的诗就是“浪漫主义”的诗。
其次,郑文中谈到了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但是没有指出,这二者是否在地球上有所区别。我在上面已经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东西方都是既有综合思维,也有分析思维。但是,从宏观上来看,从总体上来看,这两种思维模式还是有地域区别的: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分析思维模式。这个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东方哲学思想的特点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
最后,我还想对诗人诅咒金钱说上几句话。我觉得,金钱本身是没有什么善与恶的。善与恶决定于:金钱是怎样获得的?金钱又是怎样使用的?来的道路光明正大,使用的方式又合情合理,能造福人类,这就是善,否则就是恶。这个常识,很多人都会有的。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再补充一点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纳西族的类似汉族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思想。
我在《新解》中和本文里讲的人与大自然合一的思想,都讲的是汉族的。对于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我很少涉猎,不敢妄说。不久以前我收到云南朋友们赠送的《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①赠送者就是本书的作者李国文先生。读后眼界大开。书中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三、古老的宇宙观”。在这一章里,作者叙述了“动物崇拜型的世界血肉整体联系说”。这里讲了三种动物:虎、牛、青蛙。对于这三种动物与世界血肉整体联系,本书有很简明扼要的叙述,读者请参阅原书,我不再引证。为了给读者以具体的印象,我引用东巴经《虎的来历》中的一段话:
……大地上很好的老虎,虎头是天给的。虎皮是大地给的。虎骨是石头给的。虎肉是土给的。虎眼是星宿给的。虎肚是月亮给的。虎肺是太阳给的。虎心是铁给的。虎血是水给的。虎气是风给的。虎的声音是青龙给的。虎爪是大雕给的。虎胆是胜利神和白牦牛给的。虎耳是豺狗给的。②
不用加任何解释,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跃然纸上。
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其他少数民族中一定还有。我现在暂且不去探索了。
我这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拙文到此为止。它看似凌乱,实则有一条主轴思想贯串其中。明眼人自能看出,我就不再啰唆了。
1993年6月6日写完

千禧感言
稚珊来信,要我写一篇关于世纪转换的文章。这样的要求,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已经接到过不知多少次了,电台、报纸、杂志等等,都曾对我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是,我都一一谢绝了。原因不是由于这样的文章难写,恰恰相反,这样的文章很容易写,只须写上几句大话和套话,再加上几句假话,不费吹灰之力,一篇文章就完成了。这样的文章,除了浪费纸张和人们的时间以外,一点效果也不会有。
但是,稚珊的要求我没加考虑就立即应允了。原因是,《群言》是一份比较敢讲一点真话的杂志,而我又与《群言》有多年的友谊。为《群言》写点什么,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义务。我也想通过我写的东西多少能够反映出像我这样平民老百姓的心声,对我们的领导机关会有益处的。我写的东西,不会有套话、大话,至于真话是否全都讲了出来,那倒不敢说。我只能保证,我讲的全是真话。
旧日每逢新年,总有贴新门联的习惯,门联词辞美而丰富,最常用的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对仗工整,含义深刻。但是汉语是一种模糊性很强的语言。我们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往往习以为常,不去推敲。即如上面这两句话,说的是具体情况呢,还仅仅是希望?我个人的语感是,这仅仅是希望。一元虽已复始,眼前万象还未必就能更新。我现在要说:世纪——甚至千纪——复始,万象更新,也绝不是说,2000年的第一天同1999年的最后一天,其间会有天大的变化。就以常识而论,那也是绝不可能的,这不过是表示我的愿望而已。21世纪的特点是一定出现的,不过绝不会一蹴而就。
我对21世纪究竟有什么希望呢?
先从大的讲起。首先,我希望世界和平,民族团结。但是,我自己立即否定了这个希望,这是根本办不到的。眼前的世界大国,特别是那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一点也没有接受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仍然自我感觉十分良好,颐指气使,横行霸道,以世界警察自居。我希望,我们中国人民不要为花言巧语所迷惑,奋发图强,加强团结,随时保留一点忧患意识,准备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外来的侵略,保卫我们的祖国。
其次是对我们国家的希望。改革开放确实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繁荣,政局安定,人民生活有了提高。总起来看,确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但这仅仅是一面,也不是没有令人担忧的一面。我不懂经济,但是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外国评论中国经济的报道,其中讲到中国国有经济在某一些方面给中国带来了一些麻烦,详情我不清楚,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参考消息》敢于刊登,其中必有依据,我们的最高领导班子对这个问题是十分清楚的,也正在采取措施。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早地尽善尽美地得到解决。
从人类生存的前途来看,多少年来,我就提出了一个看法:西方自产业革命以后,恶性膨胀逐渐形成的对大自然诛求无餍的要求,也就是所谓“征服自然”的做法,现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现在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对环保问题异常重视。但是却没有什么人追究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我认为,这是一种缺少远见卓识的表现。我一向主张,中国的,同时也是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是人类要与大自然为友,不要为敌的思想,能济西方思想之穷。我这种想法,反对的人有,赞成的人也有。我则深信不疑。我希望,21世纪走到某一个阶段时,人类文化会在融合的基础上突出东方文化的作用,明辨而又笃行之。
还有一件让我忧心忡忡的事,这就是:中国公民中某一些人素质不高,道德滑坡的现象。谁也无法否认,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在伟大的后面也确有不够伟大的地方,对此熟视无睹是有害无益的。例子用不着多举,我只举一个随地吐痰的坏习惯。这样做是一切文明国家所没有的。然而在中国却是司空见惯,屡禁不止。前不久,中国庆祝建国50年的喜事,北京市政府和各界人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北京打扮得花团锦簇,净无纤尘,谁看了谁爱。然而,曾几何时,国庆后不到一个月,许多地方又故态复萌,花坛和草地遭到破坏践踏,烟头随处乱丢,随地吐痰也不稀见。还有一些破坏公共设施的现象,连风光旖旎的燕园内也不例外。这种破坏对肇事者本人一点好处也没有,对群众则带来了莫大的不方便。我真不了解,这些人是何居心。这样的人,如果只有几个,则世界任何文明国家都难以避免。可惜竟不是这样子,看来人数并不太少。这一批害群之马,实在配不上是伟大民族的一部分。救之方法何在?我觉得,过去主要靠说教,事实证明,用处不大。我认为,必须加以严惩。捉到你一次,罚得你长久不能翻身。只有这样才能奏效,新加坡就是一个例子。在此万象更新之际,我希望在21世纪某一个时候,这种现象能够绝迹,至少是能够减少。伟大的中华民族真正能显出伟大的本色,岂不猗欤休哉!
我在20世纪,有“世纪老人”之称。到了21世纪,绝不可能再成为“世纪老人”了。但是,我对21世纪却不知道有多少希望。凡是20世纪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我都寄希望于21世纪。希望太多,只能举出上面说到的几个,以概其余。在世纪之初,本来是应该多说一些吉利话的。但是,我在上面已经声明过,我不说大话,不说假话。我认为,那样做,既对不起《群言》,也对不起全国人民。其实我说的话,不管听起来多么不顺耳,里面却有大吉大利的内涵。如果把那些弊端除掉,不就是大吉大利了吗?我真希望,大吉大利能降临我国;我真希望,国泰民安;我真希望,人民的素质越来越提高;我真希望,人民越过越幸福;我真希望,我国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文化大国,巍然立于全世界民族之林中。
1999年11月1日

赋得永久的悔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做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为什么心甘情愿做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窜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地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他说的是实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若xí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绝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5里路。这个5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绝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待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待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上了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1994年3月5日
255

爱情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不同意这个意见的人,恐怕是不多的。爱情同时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东西。即使后来出家当了和尚,与爱情完全“拜拜”;在这之前也曾趟过爱河,受过爱情的洗礼,有名的例子不必向古代去搜求,近代的苏曼殊和弘一法师就摆在眼前。
可是为什么我写《人生漫谈》已经写了三十多篇还没有碰爱情这个题目呢?难道爱情在人生中不重要吗?非也。只因它太重要,太普遍,但却又太神秘,太玄乎,我因而不敢去碰它。
中国俗话说:“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的。”我迟早也必须写关于爱情的漫谈的。现在,适逢有一个机会:我正读法国大散文家蒙田的随笔《论友谊》这一篇,里面谈到了爱情。我干脆抄上几段,加以引申发挥,借他人的杯,装自己的酒,以了此一段公案。以后倘有更高更深刻的领悟,还会再写的。
蒙田说:我们不可能将爱情放在友谊的位置上。“我承认,爱情之火更活跃,更激烈,更灼热……但爱情是一种朝三暮四、变化无常的感情,它狂热冲动,时高时低,忽冷忽热,把我们系于一发之上。而友谊是一种普遍和通用的热情……再者,爱情不过是一种疯狂的欲望,越是躲避的东西越要追求……爱情一旦进入友谊阶段,也就是说,进入意愿相投的阶段,它就会衰弱和消逝。爱情是以身体的快感为目的,一旦享有了,就不复存在。”
总之,在蒙田眼中,爱情比不上友谊,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个人觉得,蒙田的话虽然说得太激烈,太偏颇,太极端;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它有合理的实事求是的一方面。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世人对爱情的态度可以笼统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现实主义,一派是理想主义。蒙田显然属于现实主义,他没有把爱情神秘化、理想化。如果他是一个诗人的话,他也绝不会像一大群理想主义的诗人那样,写出些卿卿我我,鸳鸯蝴蝶,有时候甚至拿肉麻当有趣的诗篇,令普天下的才子佳人们击节赞赏。他干净利落地直言不讳,把爱情说成是“朝三暮四、变化无常的感情”。对某一些高人雅士来说,这实在有点大煞风景,仿佛在佛头上着粪一样。
我不才,窃自附于现实主义一派。我与蒙田也有不同之处:我认为,在爱情的某一个阶段上,可能有纯真之处。否则就无法解释日本青年恋人在相爱达到最高潮时有的就双双跳入火山口中,让他们的爱情永垂不朽。
(二)
像这样的情况,在日本恐怕也是极少极少的。在别的国家,则未闻之也。
当然,在别的国家也并不缺少歌颂纯真爱情的诗篇、戏剧、小说,以及民间传说。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世所周知的。谁能怀疑这种爱情的纯真呢?专就中国来说,民间类似梁祝爱情的传说,还能够举出不少来。至于“誓死不嫁”和“誓死不娶”的真实的故事,则所在多有。这样一来,爱情似乎真同蒙田的说法完全相违,纯真圣洁得不得了啦。
我在这里想分析一个有名的爱情的案例。这就是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古今艳称的故事。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歌颂的就是这一件事。你看,唐玄宗失掉了杨贵妃以后,他是多么想念,多么情深:“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这一首歌最后两句诗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写得多么动人心魄,多么令人同情,好像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真正纯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常识告诉我们,爱情是有排他性的,真正的爱情不容有一个第三者。可是唐玄宗怎样呢?“后宫佳丽三千人”,小老婆真够多的。即使是“三千宠爱在一身”,这“在一身”能可靠吗?白居易以唐代臣子,竟敢乱谈天子宫闱中事,这在明清是绝对办不到的。这先不去说它,白居易真正头脑简单到相信这爱情是纯真的才加以歌颂吗?抑或另有别的原因?
这些封建的爱情“俱往矣”。今天我们怎样对待爱情呢?我明人不说暗话,我是颇有点同意蒙田的意见的。中国古人说:“食、色,性也。”爱情,特别是结婚,总是同“色”相联系的。家喻户晓的《西厢记》歌颂张生和莺莺的爱情,高潮竟是一幕“酬简”,也就是“以身相许”。个中消息,很值得我们参悟。
我们今天的青年怎样对待爱情呢?这我有点不大清楚,也没有什么青年人来同我这望九之年的老古董谈这类事情。据我所见所闻,那一套封建的东西早为今天的青年所扬弃。如果真有人想向我这爱情的盲人问道的话,我也可以把我的看法告诉他们的。如果一个人不想终生独身的话,他必须谈恋爱以至结婚。这是“人间正道”。但是千万别浪费过多的时间,终日卿卿我我,闹得神魂颠倒,处心积虑,不时闹点小别扭,学习不好,工作难成,最终还可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真是何苦来!我并不提倡二人“一见倾心”,立即办理结婚手续。我觉得,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这过程不必过长,短则半年,多则一年。余出来的时间应当用到刀刃上,搞点事业,为了个人,为了家庭,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已经写了两篇关于爱情的短文,但觉得仍然是言犹未尽,现在再补写一篇。像爱情这样平凡而又神秘的东西,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或心理活动,即使再将篇幅扩大10倍,20倍,100倍,也是写不完的。补写此篇,不过聊补前两篇的一点疏漏而已。
在旧社会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办法,男女青年不必伤任何脑筋,就入了洞房。我们可以说,结婚是爱情的开始。但是,不要忘记,也有“绿叶成荫子满枝”而终于不知爱情为何物的例子,而且数目还不算太少。到了现代,实行自由恋爱了,有的时候竟成了结婚是爱情的结束。西方和当前的中国,离婚率颇为可观,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据说,有的天主教国家教会禁止离婚。但是,不离婚并不等于爱情能继续,只不过是外表上合而不离,实际上则各寻所欢而已。
爱情既然这样神秘,相爱和结婚的机遇——用一个哲学的术语就是偶然性——又极其奇怪,极其突然,绝非我们个人所能掌握的。在困惑之余,东西方的哲人俊士束手无策,还是老百姓有办法,他们乞灵于神话。
一讲到神话,据我个人的思考,就有中外之分。西方人创造了一个爱情,叫做Jupiter或Cupid,是一个手持弓箭的童子。他的箭射中了谁,谁就坠入爱河。印度古代文化毕竟与欧洲古希腊、罗马有缘,他们也创造了一个叫做Kmaolliva的爱神,也是手持弓箭,被射中者立即相爱,绝不敢有违。这个神话当然是同一来源,此不见论。
在中国,我们没有“爱神”的信仰,我们另有办法。我们创造了一个月老,他手中拿着一条红线,谁被红线拴住,不管是相距多么远,天涯海角,恍若比邻,二人必然走到一起,相爱结婚。从前西湖有一座月老祠,有一副对联是天下闻名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多么质朴,多么有人情味!只有对某些人来说,“前生”和“姻缘”显得有点渺茫和神秘。可是,如果每一对夫妇都回想一下你们当初相爱和结婚的过程的话,你能否定月老祠的这一副对联吗?
我自己对这副对联是无法否认的,但又找不到“科学根据”。我倒是想忠告今天的年轻人,不妨相信一下。我对现在西方和中国青年人的相爱和结婚的方式,无权说三道四,只是觉得不大能接受。我自知年已望九,早已属于博物馆中的人物,我力避发九斤老太之牢骚,但有时又如骨鲠在喉不得不一吐为快耳。

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除了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的以外,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家。一提到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漾起一点温暖之意,一丝幸福之感。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单职工还是双职工,白天在政府机构、学校、公司、工厂、商店等等五花八门的场所工作劳动。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会付出巨大的力量,应付错综复杂的局面,会见性格各异的人物,有时会弄得筋疲力尽。有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哪里事事都会让你称心如意呢?到了下班以后,有如倦鸟还巢一般,带着一身疲惫,满怀喜悦,回到自己家里。这是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在这里人们主要祈求的就是温馨。有父母的,向老人问寒问暖,老少都感到温馨;有子女的,同孩子谈上几句,亲子都感到温馨;夫妻说上几句悄悄话,男女都感到温馨。当是时也,白天一天操劳身心两方面的倦意,间或有心中的愤懑,工作中或竞争中偶尔的挫折,在处理事务中或人际关系中碰的一点小钉子,如此等等,都会烟消云散,代之而兴的是融融的愉悦。总之,感到的是不能用任何语言表达的温馨。
你还可以便装野服,落拓形迹。白天在外面有时不得不戴着的假面具,完全可以甩掉。有的不得不装腔作势,以求得能适应应对进退的所谓礼貌,也统统可以丢开,还你一个本来面目,圆通无碍,纯然真我。天下之乐宁有过于此者乎?所有这一切都来自家庭中真正的温馨。
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温馨天成、唾手可得呢?不,不,绝不是的。家庭中虽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血缘关系,但是,所有这一些关系,都不能保证温馨气氛必然出现。俗话说,锅碗瓢盆都会相撞。每个人的脾气不一样,爱好不一样,习惯不一样,信念不一样,而且人是活人,喜怒哀乐,时有突变的情况,情绪也有不稳定的时候,特别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更容易表露出来。有时候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会意见相左,处理不得法,也能产生龃龉。天天耳鬓厮磨,谁也不敢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呢?就我个人来看,处理这样清官难断的家务事,说难极难,说不难也颇易。只要能做到“真”“忍”二字,虽不中,不远矣。“真”者,真情也。“忍”者,容忍也。我归纳成了几句顺口溜:相互恩爱,相互诚恳,相互理解,相互容忍,出以真情,不杂私心,家庭和睦,其乐无垠。
有人可能不理解,我为什么把容忍强调到这样的高度。要知道,容忍是中华美德之一。我们的往圣先贤,大都教导我们要容忍。民间谚语中,也有不少容忍的内容,教人忍让。有的说法,看似消极,实有积极意义,比如“忍辱负重”,韩信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唐书》记载,张公艺九世同居,唐高宗问他睦族之道,公艺提笔写了一百多个“忍”字递给皇帝。从那以后,姓张的多自命为“百忍家声”。佛家也十分强调忍辱之要义,经中有很多忍辱仙人的故事。常言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家庭中则是“小不忍则乱家庭”。夫妻、父母、子女之间,有时难免有不同的意见,如果一方发点小脾气,你让他(她)一下,风暴便可平息。等到他(她)心态平衡以后,自己会认错的。此时,如果你也不冷静,火冒三丈,轻则动嘴,重则动手,最终可能告到法庭,宣判离婚,岂不大可哀哉!父母兄弟姊妹之间,也有同样的情况。结果,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会弄得分崩离析。这轻则会影响你暂时的情绪,重则影响你的生命前途。难道我这是危言耸听吗?
总之,温馨是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而温馨则是需要培养的。培养之道,不出两端,一真一忍而已。
1998年10月23日

追梦
我的人生感悟
自己是喜欢做梦的人,尤其喜欢做童年的梦;但自己童年的梦却并不绚烂。自从有记忆的那一天起,最少有五六年的工夫,每天所见到的只有黄土的屋顶,黄土的墙,黄土的街道,总之是一片黄。只有想到春天的时候,自己的记忆里才浮起一两片淡红的云霞:这是自己院子里杏树开的花。但也只是这么一片两片,连自己都有点觉得近于寒碜了。
6岁的那一年,自己到城里去。确切的时间已经忘记了,但似乎不久就入了小学。校址靠近外城的城墙;很宽阔,有很多的树木,有假山和亭子,而且还有一个大水池。春天的时候,校园里开遍了木槿花;木槿花谢了,又来了牡丹和芍药。靠近山洞有一棵很高大的树,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在别的地方也似乎没看到过。一到夏天,这树就结满了金黄色的豆子,累累垂垂地很是好看。有几次在黄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走到那里去捉蜻蜓,苍茫的暮色浮漫在池子上面,空中飞动蝙蝠的翅膀。只觉得似乎才一刹那的工夫,再看水面,已经有星星的影子在闪耀着暗淡的光了。这一切当然不像以前那一片黄色,它曾把当时的生活点缀得很有色彩。
然而现在一想到那美丽的校园,第一个浮起在记忆里的却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一间很低而且幽暗的小屋。当时恐怕也有一片木牌钉在门外面,写着这屋的名字,但我却没注意到过。我现在姑且叫它做图书室吧。每天过午下了课,我就往那里跑。说也奇怪,现在在我的记忆里同这小屋联在一起的,总是一片风和日丽的天气,多一半在春天,外面木槿花或什么的恐怕正绚烂着吧,然而这小屋的引诱力量却大过外面这春的世界。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当时在那间小屋里究竟读了些什么东西。只记得封面都很美丽,里面插画的彩色也都很鲜艳,总之不过是当时流行的儿童世界一流的东西。后来知道当时很有些人,当然是所谓学者与专家,对这些东西不满意过。即便现在再让自己看了,也许不能认为十分圆满。但在当时,这些东西却很给了我一些安慰。它们鼓动了我当时幼稚的幻想,把我带到动物的世界里,植物的世界里,月的国,虹的国里去翱翔。不止一次地,我在幻想里看到生着金色的翅膀的天使在一团金色的光里飞舞。终于自己也仿佛加入到里面去,一直到忘记了哪是天使,哪是自己。这些天使们就这样一直陪我到梦里去。
有谁没从童年经过的呢?只要不生下来就死去,总要经过童年的。无论以后成龙成蛇,变成国家要人,名流学者,或者引车卖浆之流;但当他在童年的时候,他总是一个小孩子,同一切别的小孩子一样。他有一个小孩子的要求。但这要求,却十有八九不能达到,因为他的父母对他有一个对大人的要求。至于他在当时因失望而悲哀的心理,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了解。但是,可怜的人们!人类终是善忘的。对这悲哀的心理,连他自己都渐渐模糊起来,终于忘得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当他由小孩而升为大人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是小孩子过,又对自己的小孩子有以前他父母对他的要求。自从有人类以来,这悲剧就一代一代地演下来,一直演到我身上,我也不是例外。
我真的也不是例外:我也对孩子们有过大人的要求。自从离开那小学校,自己渐渐长大起来。有一个期间,我只觉得孩子们都有点神秘,是极奇怪的动物。他们有时候简直一点理都不讲(不要忘记,这只是我们成年人的所谓理),尤其孩子们看童话寓言,我觉得无聊。从那群鸡鸭狗猫那里能学些什么呢?那间小小的图书室我忘得连影都没有了。后来在一本西洋古书里读到“小孩子都是魔鬼”,当时觉得真是“先得我心”,异常地高兴。仿佛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过,不,简直觉得自己从来没是孩子过。一下生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渐渐成了“老成”的少年。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以后了,变成了这样一个在心灵里面总觉得有什么不满足的我。在这期间,我经过了中学,经过了大学,又来到外国,在这小城里寂寞地住了6年。似乎才一刹那的工夫,然而自己已经是30岁的人了。
在最后两年里,自己几乎每个礼拜都到一个教授家里去谈一次天,消磨一个晚上。他有两个男孩子,两个活泼的天使。小的刚会说话,但已经能耍出许多花样来淘气。大的5岁,还没有入小学,已经能看书。我教过他许多中国字,他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我很高兴,他自己也很骄傲。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好朋友。每天晚上在上床以前,他母亲都念童话给他听。我看了他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母亲嘴动的时候,眼睛里是一片童稚清晖的闪光,我自己也不禁神往。他每次都是不肯去睡,坐在沙发上不动,母亲答应他明天晚上多念点,才勉强委委屈屈地跳下沙发,走向寝室去。在他幼稚的幻想里,我知道,他一定也看到了月的国,虹的国;看到了生着金色翅膀的天使,这幸福的孩子!
也许就为了这原因,我最近接连着几夜梦到那向来不曾来入梦的仿佛从我的记忆消逝掉的小学校。我梦到木槿花,梦到芍药和牡丹,梦到累累垂垂的金黄色的豆子。虽然我没有一次在梦里看到那小图书室;但醒来伏在枕上追寻梦里的情景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我知道自己也是个孩子过,知道孩子有孩子的需要。虽然自己的童年并不绚烂,但自己终究有过童年了;而且这间幽暗的小屋,和那些花花绿绿的小书册子也曾在自己灰色的童年上抹上一道彩虹。对我这也就够了。生在那时候的中国,我还能要求更多的什么呢?

但事情有时候也会极凑巧的,正巧在这时候,西园、虎文带了文文来这小城里看我。虎文以前信上常讲到他俩决意从事儿童教育。现在见了面,他便带给我具体的计划。那两天正下雨,我们就坐在旅馆的饭厅里畅谈。屋子里暗暗的,到处浮动着一片烟雾。窗子外面也只看到一条条的雨丝从灰暗的天空里牵下来。我自己仿佛到了一个童话的国里去。虽然虎文就坐在我靠近,但他的声音却像从遥远渺冥的什么地方飘过来,一声声都滴到我灵府的深处,里面有的是神秘的力量。我最初还意识到自己,但终于把一切把自己都忘掉了,心头只氤氲这么一点无名的欢悦。偶尔一抬头,才仿佛失神似的看到吹落在玻璃窗子上的珍珠似的雨滴,亮晶晶地闪着光。我当时真高兴,我简直觉得这事业是再神圣不过的了。他们走后,我曾写给他们一封信说:“我已经把这两天归入我一生有数的几个最痛快的日子里去。”他们一定能了解我的意思,但他们或许想到另外一方面去。友情当然带给我快乐,但他们的理想带给我的快乐却还更大些。
我当时曾答应虎文,也要帮一点忙。但这只是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自己究竟能做什么,连自己也是颇有点渺茫的。自己在这里念了6年语言学,念过纪元前一千多年的《梨俱吠陀》,念过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念过佛教南宗的巴利文经典,中间经过阿拉伯文的《可兰经》,一直到俄国的普希金、高尔基。但儿童文学却是一篇也没念过。不过,自己主要研究对象的印度,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寓言和童话国。有一些学者简直认为印度是世界上一切寓言和童话的来源。所以想来想去,决意在巴利文的《本生经》(jtaka)里和梵文的《五卷书》里选择最有趣的故事,再加上一点自己的幻想,用中文写出来,给中国的孩子们看。我所以不直接翻译,因为原文文体很古怪。而且自己一想到自己读中文翻译的经验就头痛,不愿意再让孩子们受这不必要的苦。
但我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野心,我的愿望只是极简单极简单的。自己在将近二十年的莫名其妙的生活中,曾一度忘记自己是孩子过;也曾在短时间内演过几千年演下来的悲剧!后来终于又发现了自己:这对我简直是莫大的欣慰。同时老朋友又想在这方面努力,自己也应当帮忙呐喊两声。现在就拿这本小书献给西园和虎文,同时也想把我学校里那间很低而且幽暗的图书室——我受过它的恩惠,然而有一个期间竟被我忘掉的——深深地刻在记忆里。倘若有同我一样只有并不绚烂的童年的孩子们读了,因而在童年的生活上竟能抹上一道哪怕是极小的彩虹,我也总算对得起孩子们,也就对得起自己了。
1941年12月15日德国哥廷根
(此文为《印度寓言》一书自序)

人间自有真情在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短文:《园花寂寞红》,讲的是楼右前方住着的一对老夫妇。男的是中国人,女的是德国人。他们在德国结婚后,移居中国,到现在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哪里想到,一夜之间,男的突然死去。他天天莳弄的小花园,失去了主人。几朵仅存的月季花,在秋风中颤抖、挣扎,苟延残喘,浑身凄凉、寂寞。
我每天走过那个小花园,也感到凄凉、寂寞。我心里总在想:到了明年春天,小花园将日益颓败,月季花不会再开。连那些在北京只有梅兰芳家才有的大朵的牵牛花,在这里也将永远永远地消逝了。我的心情很沉重。
昨天中午,我又走过这个小花园,看到那位接近米寿的德国老太太,在篱笆旁忙活着。我走近一看,她正在采集大牵牛花的种子。这可真是件新鲜事儿。我在这里住了30年,从来没有见到过她莳弄过花。我满腹疑团:德国人一般都是爱花的,这老太太真有点个别。可今天她为什么也忙着采集牵牛花的种子呢?她老态龙钟,罗锅着腰,穿一身黑衣裳,瘦得像一只螳螂。虽然采集花种不是累活,她干起来也是够呛的。我问她,采集这个干什么?她的回答极简短:“我的丈夫死了,但是他爱的牵牛花不能死!”
我心里一亮,一下子顿悟出了一个道理。她男人死了,一儿一女都在德国。老太太在中国可以说是举目无亲。虽然说是入了中国籍,但是在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中国话说不了十句,中国饭吃不惯。她好像是中国社会水面上的一滴油,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平常只同几个外国人和中国留德学生来往,显得很孤单。我常开玩笑说:她是组织上入了籍,思想上并没有入。到了此时,老头已去,儿女在外,返回德国,正其时矣。然而她却偏偏不走。道理何在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她采集大牵牛花的种子。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死去的丈夫。
丈夫虽然走了,但是小花园还在,十分简陋的小房子还在。这小花园和小房子拴住了她那古老的回忆,长达半个世纪的甜蜜的回忆。这是他俩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为了忠诚于对丈夫的回忆,她不肯离开,不忍离开。我能够想象,她在夜深人静时,独对孤灯。窗外小竹林的窸窣声,穿窗而入。屋后土山上草丛中秋虫哀鸣。此外就是一片寂静。丈夫在时,她知道对面小屋里还睡着一个亲人,自己不会感到孤独。然而现在呢,那个人突然离开自己,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茫茫天地,好像只剩下自己孤零一人。人生至此,将何以堪!设身处地,如果我处在她的地位上,我一定会马上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祖国,同儿女在一起,度过余年。
然而,这一位瘦得像螳螂似的老太太却偏偏不走,偏偏死守空房,死守这一个小花园。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死去的丈夫。
这一位看似柔弱实极坚强的老太太,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一点恐怕她比谁都明白。然而她并未绝望,并未消沉。她还是浑身洋溢着生命力,在心中对未来还抱满了希望。她还想到明年春天,她还想到牵牛花,她眼前一定不时闪过春天小花园杂花竞芳的景象。谁看到这种情况会不受到感动呢?我想,牵牛花而有知,到了明年春天,虽然男主人已经不在了,一定会精神抖擞,花朵一定会开得更大,更大;颜色一定会更鲜艳,更鲜艳。
1992年9月20日

迈耶一家
迈耶一家同我住在一条街上,相距不远。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是怎样认识他们的。可能是由于田德望住在那里,我去看田,从而就认识了。田走后,又有中国留学生住在那里,三来两往,就成了熟人。
他们家有老夫妇俩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老头同我的男房东欧朴尔先生非常相像,两个人原来都是大胖子,后来饿瘦了。脾气简直是一模一样,老实巴交,不会说话,也很少说话。在人多的时候,呆坐在旁边,一言不发;脸上却总是挂着憨厚的微笑。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他绝不会撒谎、骗人。他也是一个小职员,天天忙着上班、干活。后来退休了,整天待在家里,不大出来活动。家庭中执掌大权的是他的太太。她同我的女房东年龄差不多,但是言谈举动,两人却不大一样。迈耶太太似乎更活泼,更能说会道,更善于应对进退,更擅长交际。据我所知,她待中国学生也是非常友好的。住在她家里的中国学生同她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她也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妇女,家庭中一切杂活她都包了下来。她给中国学生做的事情,同我的女房东一模一样。我每次到她家去,总看到她忙忙碌碌,里里外外,连轴转。但她总是喜笑颜开,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愁眉苦脸过。他们家是一个非常愉快美满的家庭。
我同他们家来往比较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我写作博士论文的那几年中,我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而我自己既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因为屡次反复修改,打字量是非常大的。适逢迈耶家的大小姐伊姆加德(Irmgard)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机,而且她还愿意帮我打。于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原稿改得太乱,而且论文内容稀奇古怪,对伊姆加德来说,简直像天书一般。因此,她打字时,我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这样往往工作到深夜,我才摸黑回家。
我考试完结以后,打论文的任务完全结束了。但是,在我仍然留在德国的四五年间,我自己又写了几篇论文,所以一直到我于1945年离开德国时,还经常到伊姆加德家里去打字。她家里有什么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我必被邀请参加。特别是在她生日的那一天,我一定去祝贺。她母亲安排座位时,总让我坐在她旁边。此时,留在哥廷根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少。以前星期日总在席勒草坪会面的几个好友都已走了。我一个人形单影只,寂寞之感,时来袭人。我也乐得到迈耶家去享受一点友情之乐,在战争喧闹声中,寻得一点清静。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象。1945年9月24日,我在日记里写道:
吃过晚饭,7点半到Meyer家去,同I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在我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3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1988年

我的老师们
在深切怀念我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发显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个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istaberalles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10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意义方面往往差别很大。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记得是德国19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Ewa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尔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这种教学法。第一二两堂,念一念字母。从第三堂起,就读练习,语法要自己去钻。我最初非常不习惯,准备一堂课,往往要用一天的时间。但是,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就读完了德国梵文学家施腾茨勒(Stenzler)的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还念了大量的从梵文原典中选出来的练习。这个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应该说是十分美满的。夫妇二人,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有一段时间,我帮助他翻译汉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饭,然后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没有什么人多讲话,安安静静。有一次他笑着对儿子说道:“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看来他家里的气氛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他夫人也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后来,大战一爆发,他自己被征从军,是一个什么军官。不久,他儿子也应征入伍。过了不太久,从1941年冬天起,东部战线胶着不进,相持不下,但战斗是异常激烈的。他们的儿子在北欧一个国家阵亡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夫妇俩听到这个噩耗时反应如何。按理说,一个独生子幼年战死,他们的伤心可以想见。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他在我面前从未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我谈到此事。然而活泼不足的家庭气氛,从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了。
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后的第一个冬天,他预订的大剧院的冬季演出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观看演出,于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观看,每周一次。我吃过晚饭,就去接师母,陪她到剧院。演出有歌剧,有音乐会,有钢琴独奏,有小提琴独奏等等,演员都是外地或国外来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剧场里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一片升平祥和的气象。我不记得在演出时遇到空袭,因此不知道敌机飞临上空时场内的情况。但是散场后一走出大门,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世界,顶天立地的黑暗,由于灯火管制,不见一缕光线。我要在这任何东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师母摸索着走很长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个人在深夜回家时,万籁俱寂,走在宁静的长街上,只听到自己脚步的声音,跫然而喜。但此时正是乡愁最浓时。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师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他对我传授知识的情况,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下面还要讲到。在这里我只讲我们师徒二人相互间感情深厚的一些情况。为了存真起见,我仍然把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原来他发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Sieg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超级秘密。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是德国方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约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岁。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体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儿!”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头愣脑,说话直爽,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他家里去玩。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绣,上面绣着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要我翻译出来。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画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我对画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用中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他有一本讲19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总之,布劳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学是颇为不得志的。正教授没有份儿,哥廷根科学院院士更不沾边儿。有一度,他告诉我,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个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带了去。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我重新访问联邦德国时,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他在哥廷根大学终于得到了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认为可以满意了。然而他已经老了,无复年轻时的潇洒英俊。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说是:“你晚来了一点,她已经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亚斯和斯蒂芬都长大了,不在身边。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去年听德国来人说,他已经去世。我谨以馨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国老师是冯·格林(Dr.vonCrimm)博士。据说他是来自俄国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他是俄文讲师。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学术论文,所以连副教授的头衔都没有。在德国,不管你外语多么到家,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成为教授。工龄长了,工资可能很高,名位却不能改变。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反正冯·格林始终只是讲师。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离开德国以后,没有能再见到他们,想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来的老师当然不限于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冯·素顿(Von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怀尔德(Wilde),哲学教授海泽(Heye),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Vitzhum)侯爵,德文教授麦伊(May),伊朗语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听过课或有过来往,他们待我亲切和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1988年

怀念乔木
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曾多次想提笔写点怀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难道是因为自己对这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怀念不切吗?不,不,绝不是的。正因为我怀念真感情深,我才迟迟不敢动笔,生怕亵渎了这一份怀念之情。到了今天,悲思已经逐步让位于怀念,正是非动笔不行的时候了。
我认识乔木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他小我一年,年纪更轻。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总之我们认识了。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还不是党员)。他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我去上课。我确实也去上了课,就在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头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最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早晨,在盥洗室中我们的脸盆里,往往能发现革命的传单,是手抄油印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学校领导去报告。从此相安无事,一直到一两年后,乔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后,我在清华毕业后教了一年书,同另一个乔木(乔冠华,后来号“南乔木”,胡乔木号“北乔木”)一起到了德国,一住就是10年。此时,乔木早已到了延安,开始他那众所周知的生涯。我们完全走了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等到我于1946年回国的时候,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到了1949年,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北京城。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来的信。信开头就是:“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志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我当然记得的,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头。他在信中告诉我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我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我同意了。于是有一段时间,东语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原来只有几个人的系,现在顿时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记得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乔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来看我,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们不习惯于说“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一个词儿。我当时就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1951年,我国政府派出了建国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代表团:赴印缅文化代表团。乔木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当然非常愿意。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天上掉下来一个良机,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于是我畅游了印度和缅甸,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这当然要感谢乔木。
但是,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两个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我本来就不喜欢拜访人,特别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记得送他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们俩显然很熟识。艾说:“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乔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彼此哈哈大笑。从此我就再没有同乔冠华打交道,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
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二乔木都没有官架子。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绝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
但是,乔木却绝不属于这一类的官。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然而他并没有忘掉故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都有独自的经历。我们虽然没有当面谈过,但彼此心照不宣。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点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
1986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活动,有一点“不稳”。乔木大概有点着急。有一天他让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想找我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但他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问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车派来,接我和儿子、孙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外面刚下过雪,天寒地冻。他住的房子极高极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作陪。他请他们和我的儿子、孙女到另外的屋子里去玩,只留我们两人,促膝而坐。开宗明义,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60年来的老朋友。”我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我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我一个人说话。我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乔木说话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说是要把我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能得到乔木的同意,我心里非常痛快。他请我吃午饭。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乔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官,也就一清二楚了。

有一次,乔木想约我同他一起到甘肃敦煌去参观。我委婉地回绝了。并不是我不高兴同他一起出去,我是很高兴的。但是,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我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感到厌恶,感到腻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见为净,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为好。
最近几年以来,乔木的怀旧之情好像愈加浓烈。他曾几次对我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我真是有点惊讶。我比他长一岁,还没有这样的想法哩。但是,我似乎能了解他的心情。有一天,他来北大参加一个什么展览会。散会后,我特意陪他到燕南园去看清华老同学林庚。从那里打电话给吴组缃,电话总是没有人接。乔木告诉我,在清华时,他俩曾共同参加了一个地下革命组织,很想见组缃一面,竟不能如愿,言下极为怏怏。我心里想:这次不行,下次再见嘛。焉知下次竟没有出现。乔木同组缃终于没能见上一面,就离开了人间。这也可以说是抱恨终天吧。难道当时乔木已经有了什么预感吗?
他最后一次到我家来,是老伴谷羽同志陪他来的。我的儿子也来了。后来谷羽和我的儿子到楼外同秘书和司机去闲聊,屋里只剩下了我同乔木两人。我一下回忆起几年前在中南海的会面。同一会面,环境迥异。那一次是在极为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这一次却是在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乔木仍然用他那缓慢低沉的声调说着话。我感谢他签名送给我的诗集和文集。他赞扬我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我顿时感到惶恐,觳觫不安。我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他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一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我不好再说什么了。谈话时间不短了,话好像是还没有说完。他终于起身告辞。我目送他的车转过小湖,才慢慢回家。我哪里会想到,这竟是乔木最后一次到我家里来呢?
大概是在前年,我忽然听说:乔木患了不治之症。我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难道天道真就是这个样子吗?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寄希望于万一。这一次,我真想破例,主动到他家去看望他。但是,儿子告诉我,乔木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去看他。我只好服从他的安排。要说心里不惦念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六十多年的老友,世上没有几个了。
时间也就这样过去,去年八九月间,他委托他的老伴告诉我的儿子,要我到医院里去看他。我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同我最后诀别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同儿子到了他住的医院里。病房同中南海他的住房同样宽敞高大,但我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那一次进中南海相比,我这一次是来同老友诀别的。乔木仰面躺在病床上,嘴里吸着氧气。床旁还有一些点滴用的器械。他看到我来了,显得有点激动,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松开。看来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友的手了。但是,他神态是安详的,神志是清明的,一点没有痛苦的表情。他仍然同平常一样慢声慢气地说着话。他曾在《人物》杂志上读过我那《留德十年》的一些篇章,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又忽然想了起来,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我此时此刻百感交集,我答应他全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我明知道这只不过是空洞的谎言。这种空洞萦绕在我耳旁,使我自己都毛骨悚然。然而我不说这个又能说些什么呢?
这是我同乔木最后一次见面。过了不久,他就离开了人间。按照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做法,《留德十年》出版以后,我应当到他的坟上焚烧一本,算是送给他那在天之灵。然而,遵照乔木的遗嘱,他的骨灰都已撒到他革命的地方了,连一个骨灰盒都没有留下。他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然而,对我这后死者来说,却是极难排遣的。我面对这一本小书,泪眼模糊,魂断神销。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现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60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
我同乔木相交60年。在他生前,对他我有意回避,绝少主动同他接近。这是我的生性使然,无法改变。他逝世后这一年多以来,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倒常常想到他。我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我们60年交往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乔木是了解我的。有知己之感是件好事。然而它却加浓了我的怀念和悲哀。这就难说是好是坏了。
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在人世间,后死者的处境是并不美妙的。年岁越大,先他而走的亲友越多,怀念与悲思在他心中的积淀也就越来越厚,厚到令人难以承担的程度。何况我又是一个感情常常超过需要的人,我心里这一份负担就显得更重。乔木的死,无疑又在我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我有没有办法摆脱这一份负担呢?我自己说不出。我怅望窗外皑皑的白雪,我想得很远,很远。
1993年11月28日凌晨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含冤逝世已经二十多年了。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经常想到他,想到的次数远远超过我认识他以后直至他逝世的三十多年。每次想到他,我都悲从中来。我悲的是中国失去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正直的大作家,我自己失去一位从年龄上来看算是师辈的和蔼可亲的老友。目前,我自己已经到了晚年,我的内心再也承受不住这一份悲痛,我也不愿意把它带着离开人间。我知道,原始人是颇为相信文字的神秘力量的,我从来没有这样相信过。但是,我现在宁愿做一个原始人,把我的悲痛和怀念转变成文字,也许这悲痛就能突然消逝掉,还我心灵的宁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我从高中时代起,就读老舍先生的著作,什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我都读过。到了大学以后,以及离开大学以后,只要他有新作出版,我一定先睹为快,什么《离婚》、《驼骆祥子》等等,我都认真读过。最初,由于水平的限制,他的著作我不敢说全都理解。可是我总觉得,他同别的作家不一样。他的语言生动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话,间或也夹上一点山东俗语。他没有许多作家那种忸怩作态让人读了感到浑身难受的非常别扭的文体,一种新鲜活泼的力量跳动在字里行间。他的幽默也同林语堂之流的那种着意为之的幽默不同。总之,老舍先生成了我毕生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我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
但是,我认识老舍先生却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30年代初,我离开了高中,到清华大学来念书。当时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济南是我的老家,每年暑假,我都回去。李长之是济南人,他是我的唯一的一个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的同学。有一年暑假,他告诉我,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要我作陪。在旧社会,大学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们与大学生之间宛然是两个阶级。要我陪大学教授吃饭,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及至见到老舍先生,他却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大学教授。他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铿锵有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是听音乐,是一种享受。从那以后,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以后是激烈动荡的几十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在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就到欧洲去了,一住就是11年。中国胜利了,我才回来,在南京住了一个暑假。夜里睡在国立编译馆长之的办公桌上;白天没有地方待,就到处云游,什么台城、玄武湖、莫愁湖等等,我游了一个遍。老舍先生好像同国立编译馆有什么联系,我常从长之口中听到他的名字。但是没有见过面。到了秋天,我也就离开了南京,乘海船绕道秦皇岛,来到北平。
以后又是更为激烈震荡的3年。用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被彻底消灭。蒋介石一小撮到台湾去了。中国人民苦斗了一百多年,终于迎来解放的春天。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都亲身感受到,我们确实已经站起来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当时所谓故都又会见了老舍先生,上距第一次见面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们重逢时的情景。但是我却清晰地记得起50年代初期召开的一次汉语规范化会议时的情景。当时语言学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曲艺界的名人,都被邀请参加,其中有侯宝林、马增芬姊妹等等。老舍先生、叶圣陶先生、罗常培先生、吕叔湘先生、黎锦熙先生等等都参加了。这是解放后语言学界的第一次盛会。当时还没有达到会议成灾的程度,因此大家的兴致都很高,会上的气氛也十分亲切融洽。
有一天中午,老舍先生忽然建议,要请大家吃一顿地道的北京饭。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他讲的地道的北京饭一定会是非常地道的,都欣然答应。老舍先生对北京人民生活之熟悉,是众所周知的。有人戏称他为“北京土地”。他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等旧社会的“下等人”,开怀畅饮,亲密无间,宛如亲朋旧友,谁也感觉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学士。能做到这一步的,并世作家中没有第二人。这样一位老北京想请大家吃北京饭,大家的兴致哪能不高涨起来呢?商议的结果是到西四砂锅居去吃白煮肉,当然是老舍先生做东。他同饭馆的经理一直到小伙计都是好朋友,因此饭菜极佳,服务周到。大家尽兴地饱餐了一顿。虽然是一顿简单的饭,然而却令人毕生难忘。当时参加宴会今天还健在的叶老、吕先生大概还都记得这一顿饭吧。
还有一件小事,也必须在这里提一提。忘记了是哪一年了,反正我还住在城里翠花胡同没有搬出城外。有一天,我到东安市场北门对门的一家著名的理发馆里去理发,猛然瞥见老舍先生也在那里,正躺在椅子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团肥皂泡沫,正让理发师刮脸。这不是谈话的好时机,只寒暄了几句,就什么也不说了。等我坐在椅子上时,从镜子里看到他跟我打招呼,告别,看到他的身影走出门去。我理完发要付钱时,理发师说:老舍先生已经替你付过了。这样芝麻绿豆的小事殊不足以见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难道也不足以见他这种细心体贴人的心情吗?
老舍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巍如山斗,用不着我来细加评论,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我现在写的都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见大,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豹窥一斑,鼎尝一脔,不也能反映出老舍先生整个人格的一个缩影吗?
中国有一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一个人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自己抛掉自己的生命。印度梵文中“死”这个动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我一直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印度古代语法学家深通人情,才创造出这样一个形式。死几乎都是被动的,有几个人主动地去死呢?老舍先生走上自沉这一条道路,必有其不得已之处。有人说,人在临死前总会想到许多许多东西的,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的。可惜我还没有这个经验,只能在这里胡思乱想。当老舍先生徘徊在湖水岸边决心自沉时,眼望湖水茫茫,心里悲愤填膺,唤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答,悠悠天地,仿佛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吧!这一生是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的一生,然而到头来却落到这等地步。为什么呢?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自己留在美国不回来,著书立说,优游自在,洋房、汽车、声名利禄,无一缺少,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说不定能寿登耄耋,富埒王侯。他不是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母亲,才毅然历尽艰辛回来的吗?是今天祖国母亲无法庇护自己那远方归来的游子了呢?还是不愿意庇护了呢?我猜想,老舍先生绝不会埋怨自己的祖国母亲,祖国母亲永远是可爱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爱的。他也绝不会后悔回来的,但是,他确实有一些问题难以理解,他只有横下一条心,一死了之。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又有谁能够理解呢?我想,老舍先生还会想到自己院子里种的柿子树和菊花,他当然也会想到自己的亲人,想到自己的朋友。所有这一些都是十分美好可爱的。对于这一些难道他就一点也不留恋吗?绝不会的,绝不会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梗在他的心中,像大毒蛇缠住了他,他只能纵身一跳,投入波心,让弥漫的湖水给自己带来解脱了。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他行吟泽畔,心里想的恐怕同老舍先生有类似之处吧。他想到:“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又想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难道老舍先生也这样想过吗?这样的问题,有谁能够答复我呢?恐怕到了地球末日也没有人能答复了。我在泪眼模糊中,看到老舍先生戴着眼镜,在和蔼地对我笑着;我耳朵里仿佛听到了他那铿锵有节奏的北京话。我浑身颤抖,连灵魂也在剧烈地震动。
呜呼!我欲无言。
1987年10月1日晨

哭冯至先生
对我来说,真像是晴空一声霹雳:冯至先生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
要说我一点都没有想到,也不是的。他毕竟已是达到了米寿高龄的人了。但是,仅仅在一个多月以前,我去看他。我看他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他告诉我说,他不大喜欢有一些人去拜访他,但我是例外。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见于辞色。可是我还有别的事,下了狠心辞别。我同他约好,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接他到燕园里住上几天,会一会老朋友,在园子里漫游一番,赏一赏他似曾相识的花草树木。我哪里会想到,这是我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的最后一次谈话。如果我当时意识到的话,就是天大的事,我也会推掉的,陪他谈上几个小时。可是我离开了他。如今一切都成为过去。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将抱恨终天了!
我认识冯至先生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已经成了历史。他长我6岁,我们不可能是同学,因此在国内没有见过面。当我到德国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里,因此在国外也没有能见面。但是,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读过他的抒情诗,对那一些形神俱臻绝妙的诗句,我无限向往,无比喜爱。鲁迅先生赞誉他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我始终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因此,对抒情诗人的冯至先生,我真是心仪已久了。
但是,一直到1946年,我们才见了面。这时,我从德国回来,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冯先生在西语系,两系的办公室挨着,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在这期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楼,而是中德学会所在地,一所三进或四进的大四合院。这里房屋建筑,古色古香。虽无曲径通幽之趣,但回廊重门也自有奇趣。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几许”,把市声都阻挡在大门外面,院子里静如古寺,一走进来,就让人觉得幽寂怡性。冯至先生同我,还有一些别的人,在这里开过许多次会。我在这里遇到了许多人,比如毕华德、张星、袁同礼、向达等等,现在都已作古。但是,对这一段时间的回忆,却永远不会消逝。
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冯先生,在沙滩孑民堂里庆祝校庆,城外炮声隆隆,大家不无幽默地说,这是助庆的鞭炮。可见大家并没有身处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校长胡适乘飞机仓皇逃走,只有几个教授与他同命运,共进退。其余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军进城。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说,对中国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解放是一场严峻考验,是大节亏与不亏的考验。在这一点上说,冯至先生是大节不亏的。但是,我想做一点补充或者修正。由于政治信念不同,当时离开大陆的也不见得都是大节有亏的。在这里,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爱不爱国。只要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待在哪里,都无亏大节。爱国无分先后,革命不计迟早。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总之,在这考验的关头,冯至先生留下来了,我也留下来了,许许多多的教授都留下来了。我们共同度过一段欢喜、激动、兴奋、甜美的日子。
跟着来的是长达40年的漫长的开会时期。记得50年代在一次会上,周扬同志笑着对我们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冯至先生也套李后主的词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他们二位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他们的苦笑中也可以体会出一点苦味,难道不是这样吗?
幸乎?不幸乎?他们两位的话并没有错,在我同冯至先生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中,我对他的回忆,几乎都同开会连在一起。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解放这一个时势,不久就把冯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英雄”。不知怎样一来,我们俩都成了“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都成了奔走于国内外的开会的“英雄”。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别人打交道。我看,冯先生同我也是“伯仲之间见伊吕”,他根本不是一个交际家。如果他真正乐此不疲的话,他就不会套用李后主的词来说“怪话”。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开会之所以多,就是因为解放后集会结社,名目繁多。什么这学会,那协会;这理事会,那委员会;这人民代表大会,那政治协商会议,种种称号,不一而足。冯先生和我既然都是“社会活动家”,那就必须“活动”。又因为我们两个的行当有点接近,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又有点相似,因此就经常“活动”到一起来了。我有时候胡思乱想:冯先生和我如果不是“社会活动家”的话,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会减少百分之八九十,我们的友谊就会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仅仅为了这一点,我也要感谢“会多”。
我们俩共同参加的会,无法一一列举,仅举其荦荦大者,就有《世界文学》编委会、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等等,等等。我们的友谊就贯穿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会中,我的回忆也贯穿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会中。
我不能忘记那奇妙的莫干山。有一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在这里召开。冯先生是这一卷的主编,我是副主编,我们俩都参加了。莫干山以竹闻名,声震神州。我这个向来不作诗的“非诗人”,忽然得到了灵感,居然写了四句所谓“诗”:“莫干竹世界,遍山绿琅Q龉厶砀龈觯┦游ㄍ磐拧!笨杉褡痈业挠∠笾睢T诮粽诺厣蟾逯啵彝胂壬惺焙蛞驳缴缴先プ咦摺0滋焯ぷ排艿闹裼埃乱棺叩椒路鹉苊雎躺挠捏蚶铮挥惺焙蛟谙赣曛校惺焙蛟谙ρ粝隆N颐撬嬉馓缸呕埃械挠肷蟾逵泄兀械氖巧咸煜碌兀匏惶浮?
这一段回忆是美妙绝伦的,终生难忘。

我不能忘记那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西安丈八洵国宾馆。西安是中国古代几个朝代的都会,到了唐代,西安简直成了全世界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大量的外国人住在那里。唐代诗歌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的产品。今天到了西安,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到处都是唐诗的遗迹。谁到了灞桥,到了渭水,到了那一些什么“原”,不会立刻就联想到唐代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呢?西安简直是一座诗歌的城市,一座历史传说的城市,一座立即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城市。丈八洵这地方,杜甫诗中曾提到过。冯至先生本人是诗人,又是研究杜甫诗歌的专家。他到了西安,特别是到了丈八洵,大概体会和感受应该比别人更多吧。我们这一次是来参加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的年会的,工作也是颇为紧张的。但是,同在莫干山一样,在紧张之余,我们也间或在这秀丽幽静的宾馆里散一散步。这里也有茂林修竹,荷塘小溪。林中,池畔,修竹下,繁花旁,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这一段回忆是美妙绝伦的,终生难忘。
够了,够了。往事如云如烟。像这样不能忘记的回忆,真是太多太多了。像这些不能忘记的地方和事情,也真是太多太多了,多到我的脑袋好像就要爆裂的程度。现在,对我来说,每一个这样的回忆,每一件这样的事情,都仿佛成了一首耐人寻味的抒情诗。
所有这一些抒情诗都是围绕着一个人而展现的,这个人就是冯至先生。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中,我们虽为朋友,我心中始终把他当老师来看待。借用先师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诗,就是“风义平生师友间”。经过这样长时间的亲身感受,我发现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可亲近的人。他淳朴,诚恳,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待人以诚,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前几天,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女儿姚平告诉我说,有时候她爸爸在胸中郁积了一腔悲愤,一腔不悦。女儿说:“你发一发脾气嘛!一发不就舒服了吗?”他苦笑着说:“你叫我怎样学会发脾气呢?”
冯至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平凡而又奇特,这样一个貌似平凡实为不平凡的人。
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生性内向,懒于应对进退,怯于待人接物。但是,在八十多年的生命中,也有几个知己。我个人认为,冯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开会历程中,有多次我们住在一间屋中。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对时事,对人物,对社会风习,对艺坛奇闻,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几乎没有丝毫分歧。我们谈话,从来用不着设防。我们直抒胸臆,尽兴而谈。自以为人生幸福,莫大于此。我们的友谊之所以历久不衰,而且与时俱增,原因当然就在这里。
两年前,我的朋友和学生一定要为我庆祝80诞辰,我提出来了一个条件:凡是年长于我的师友,一律不通知,不邀请。冯先生当然是在这范围以内的。然而,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大会就要开始时,冯先生却以耄耋之年,跋涉长途,从东郊来到西郊,来向我表示祝贺。我坐在主席台上,瞥见他由人搀扶着走进会场,我一时目瞪口呆,万感交集,我连忙跳下台阶,双手扶他上来。他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优美得像一首抒情诗。全场四五百人掌声雷动,可见他的话拨动了听众的心弦。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那一次会上,还来了许多年长于我或少幼于我的老朋友,比如吴组缃(他是坐着轮椅赶来的)、许国璋等等,情谊深重,连同所有的到会的友人,包括我家乡聊城和临清的旧雨新交,我都终生难忘。我是一个拙于表达但在内心深处极重感情的人。我所有的朋友对我这样情深意厚的表示,在我这貌似花样繁多而实单调、貌似顺畅而实坎坷的生命上,涂上了一层富有生机,富于情谊的色彩,我哪里能够忘记呢?
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几年之内,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话——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来哭冯至先生!“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生至痛。但“白发人哭白发人”,不也是同样的惨痛吗?我觉得,人们的眼泪不可能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已经干涸了,再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
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前几天,在医院里,我见了冯先生最后一面。他虽然还活着,然而已经不能睁眼,不能说话。我顿感,毕生知己又弱一个。我坐在会客室里,泪如泉涌,我准备放声一哭。他的女儿姚平连声说:“季伯伯!你不要难过!”我调动起来了自己所有剩余的理智力量,硬是把痛哭压了下去。脸上还装出笑容,甚至在泪光中做出笑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的泪都流到肚子里去了。为了冯至先生,我愿意把自己泪库中的泪一次提光,使它成为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痛哭。
呜呼!今生已矣。如果真有一个来生,那会有多么好。
1993年2月24日

回忆陈寅恪先生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的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richLüders),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论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根10年,正值“二战”,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10年。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然而读书却无任何干扰。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管。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覆。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10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为英国人来接管。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10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这一年深秋,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10年的哥廷根,怀着“客树回看成故乡”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这个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园里住了几个月,1946年春天,经过法国和越南的西贡,又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从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长之的办公桌上。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南京。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谈了谈阔别十多年以来的详细情况,先生十分高兴,叮嘱我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可见先生对我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

这一年的深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回到了阔别12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那里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了汤用彤先生。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我立即到清华去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绝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在三年之内,我颇到清华园去过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父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在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钞票上每天加一个零还跟不上物价飞速提高的速度的情况下,几瓶酒已经非同小可。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等,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目疾,迹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微浅、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威风。我自然感到受宠若惊。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道,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时光如电,人世沧桑,转眼就到了1948年年底。解放军把北京城团团包围住。胡适校长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有一个名单。名单上有名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走,陈寅恪先生走了。这又成了某一些人探讨研究的题目:陈先生是否对共产党有看法?他是否对国民党留恋?根据后来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寅恪先生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仅是苏联牌的共产主义。在当时,这也许是一个怪想法,甚至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难道不应该对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吗?至于他对国民党的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上。1940年,他在《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这一首诗中写道:“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吴宓先生对此诗作注说:“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按即“看花愁近最高楼”这一句。寅恪师对蒋介石,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的态度表达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几年前,一位台湾学者偏偏寻章摘句,说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湾去。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到了南京以后,寅恪先生又辗转到了广州,从此就留在那里没有动。他在台湾有很多亲友,动员他去台湾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却岿然不为所动。其中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我们国家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等,对陈师礼敬备至。他同陶铸和老革命家兼学者的杜国庠,成了私交极深的朋友。在他晚年的诗中,不能说没有欢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却是抑郁之感。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抑郁之感能说没有根据吗?能说不是查实有据吗?我们这一批老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过来人。如果不昧良心说句真话,同陈师比较起来,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1951年,我奉命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广州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将所有的重要发言稿都译为英文。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到岭南大学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谒。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陈师此时目疾虽日益严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东西。有关领导,据说就是陈毅和陶铸,命人在先生楼前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从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对陈师尊敬之真诚了。陈师是极富于感情的人,他对此能无所感吗?
然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才。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可是,从那以后,直到老师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离开了人世,将近二十年中,我没能再见到他。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5年,算是寿登耄耋了。现在我时常翻读先生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哲人其萎,空余著述。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我们虽非亲属,我却时有风木之悲。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虽然看样子离开为自己的生命画句号的时候还会有一段距离,现在还不能就作总结;但是,自己毕竟已经到了日薄西山、人命危浅之际,不想到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我身历几个朝代,忍受过千辛万苦。现在只觉得身后的路漫长无边,眼前的路却是越来越短,已经是很有限了。我并没有倚老卖老,苟且偷安;然而我却明确地意识到,我成了一个“悲剧”人物。我的悲剧不在于我不想“不用扬鞭自奋蹄”,不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是在“老骥伏枥,志在万里”。自己现在承担的或者被迫承担的工作,头绪繁多,五花八门,纷纭复杂,有时还矛盾重重,早已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负荷量,超过了自己的年龄。这里面,有外在原因,但主要是内在原因。清夜扪心自问:自己患了老来疯了吗?你眼前还有100年的寿命吗?可是,一到了白天,一接触实际,件件事情都想推掉,但是件件事情都推不掉,真仿佛京剧中的一句话:“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此中滋味,只有自己一人能了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究竟应该怎样来评价自己的一生呢?我虽遭逢过大大小小的灾难,像十年浩劫那样中国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蛮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灾难,我也不幸——也可以说是有“幸”——身逢其盛,几乎把一条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自己赶上了许多意外的机遇。我只举一个小例子。自从盘古开天地,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股神风,吹出了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族类。知识分子有很多特点。在经济和物质方面是一个“穷”字,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在精神方面,是考试多如牛毛。在这里也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论。我自己考了一辈子,自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留学,月有月考,季有季考,还有什么全国统考,考得一塌糊涂。可是我自己在上百场国内外的考试中,从来没有名落孙山。你能说这不是机遇好吗?
但是,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在这方面,我也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我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我们不去谈它了。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但是,我对他们四位,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怎样“报”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广州中山大学的校领导和历史系的领导,他们再三举办寅恪先生学术研讨会,包括国外学者在内,群贤毕至。中大还特别创办了陈寅恪纪念馆。所有这一切,我这个寅恪师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国内外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将日益发扬光大,这是毫无问题的。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个人的思想问题和感情问题。我现在是“后已见来者”,然而却是“前不见古人”,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漠,这个空漠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
1995年12月1日

记张岱年先生
我认识张岱年先生,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了。30年代初,我在清华念书,他在那里教书。但是,由于行当不同,因而没有相识的机会。只是不时读到他用“张季同”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在我脑海留下了一个青年有为的学者的印象,一留就是20年。
时移世变,沧海桑田,再见面时已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了。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来,张先生也因而来到了北大。我们当年是清华校友,而今又是北大同事了。仍然由于行当不同,平常没有多少来往。1957年反右,张先生受到了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敬意……
张先生是哲学家,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深湛的造诣,这是学术界的公论。愧我禀性愚鲁,不善于作邃密深奥的哲学思维。因此对先生的学术成就不敢赞一词。独对于先生的为人,则心仪已久。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绝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这样多的优秀品质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唯学是务,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模了。
《论语》中说:“仁者寿。”岱年先生是仁者,也是寿者。我读书有一个习惯:不管是读学术史,还是读文学史,我首先注意的是中外学者和文学家生年卒月。我吃惊地发现,古代中外著名学者或文学家中,寿登耄耋者极为稀少。像泰戈尔的80,歌德的83,托尔斯泰的82,直如凤毛麟角。许多名震古今的大学问家和大文学家,多半是活到五六十岁。现在,我们已经“换了人间”,许多学者活得年龄都很大,像冯友兰先生、梁漱溟先生等等都活过了90。冯先生有两句话:“岂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88岁,“茶”是108岁。现在张先生已经过米寿两年,距茶寿18年。从他眼前的健康情况来看,冯先生没有完成的遗愿,张先生一定能完成的。张先生如果能达到茶寿,是我们大家的幸福。“碧章夜奏通明殿,乞赐张老十八春。”
1999年1月10日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50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50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待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待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积80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6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20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待就是10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10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槛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籍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3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绝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绝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师觉月做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举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我同适之先生在孑民堂庆祝会上分别,从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没有能见面,也没有能互通音信。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大陆方面的情况。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绝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渚崖之间,不辩牛马”。然而涅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开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
至于适之先生,他离开北大后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总起来说,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无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适之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中国古称“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仁者不寿”。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最近几年来,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铁证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也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还能来到宝岛,这是以前连想都没敢想的事。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50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50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挚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4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50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万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1999年5月2日写毕

梦萦未名湖
北京大学正在庆祝90周年华诞。对一个人来说,90周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就是所谓耄耋之年。自古以来,能够活到这个年龄的只有极少数的人。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说,90周年也许只是幼儿园阶段。北京大学肯定还要存在下去的,200年,300年,100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同这样长的时间相比,90周年难道不就是幼儿园阶段吗?
我们的校史,还有另外一种计算方法,那就是从汉代的太学算起。这绝非我的发明创造,国外不乏先例。这样一来,我们的校史就要延伸到两千来年,要居世界第一了。就算是两千来年吧,我们的北大还要照样存在下去的,也许3000年,4000年,谁又敢说不行呢?同将来的历史比较起来,活了两千年也只能算是如日中天,我们的学校远远没有达到耄耋之年。
一个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书面的记载里,在建筑的实物上,当然是的。但是,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相对而言,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时间是有限的,但它毕竟是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更具体、更生动、更动人心魄。在过去90年中,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人数无法统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母校的回忆。在这些人中,有许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显赫的。离开这一些人,中国近代史的写法恐怕就要改变。这当然只是极少数人。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尽管知名度不尽相同,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个人的情况错综复杂,他们的工作岗位五花八门。但是,我相信,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母校像是一块大磁石吸引住了他们的心,让他们那记忆的丝缕永远同母校挂在一起:挂在巍峨的红楼上面,挂在未名湖的湖光塔影上面,挂在燕园的四时不同的景光上面:春天的桃杏藤萝,夏天的绿叶红荷,秋天的红叶黄花,冬天的青松瑞雪;甚至临湖轩的修篁,红湖岸边的古松,夜晚大图书馆的灯影,绿茵上飘动的琅琅书声,所有这一切无不挂上校友们回忆的丝缕,他们的梦永远萦绕在未名湖畔。《沙恭达罗》里面有一首著名的诗:
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
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
北大校友们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吗!
至于我自己,我七十多年的一生(我只是说到目前为止,并不想就要做结论),除了当过一年高中国文教员,在国外工作了几年以外,唯一的工作岗位就是北京大学,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占了我一生的一半还要多。我于1946年深秋回到故都,学校派人到车站去接。汽车行驶在十里长街上,凄风苦雨,街灯昏黄,我真有点悲从中来。我离开故都已经十几年了,身处万里以外的异域,作为一个海外游子经常给自己描绘重逢的欢悦情景。谁又能想到,重逢竟是这般凄苦!我心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两句诗:“西风凋碧树,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我心头有一个比深秋更深秋的深秋。
到了学校以后,我被安置在红楼三层楼上。在日寇占领时期,红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地下室就是行刑杀人的地方,传说里面有鬼叫声。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鬼神。但是,在当时,整个红楼上下五层,寥寥落落,只住着四五个人,再加上电灯不明,在楼道的薄暗处真仿佛有鬼影飘忽。走过长长的楼道,听到自己的足音回荡,颇疑非置身人间了。
但是,我怕的不是真鬼,而是假鬼,这就是绝不承认自己是魔鬼的国民党特务,以及由他们纠集来的当打手的天桥的地痞流氓。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处在垂死挣扎阶段。号称北平解放区的北大的民主广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红楼又是民主广场的屏障,于是就成了他们进攻的目标。他们白天派流氓到红楼附近来捣乱,晚上还想伺机进攻。住在红楼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大家都提高警惕,注意动静。我记得有几次甚至想用椅子堵塞红楼主要通道,防备坏蛋冲进来。这样紧张的气氛颇延续了一段时间。
延续了一段时间,恶魔们终于也没能闯进红楼,而北平却解放了。我于此时真正是耳目为之一新。这件事把我的一生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阶段。从此以后,我的回忆也截然分成了两个阶段:一段是魑魅横行,黑云压城;一段是魍魉现形,天日重明。二者有天渊之别、云泥之分。北大不久就迁至城外有名的燕园中,我当然也随学校迁来,一住就住了将近四十年。我的记忆的丝缕会挂在红楼上面,会挂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上,这是不言自喻的。
一住就是40年,天天面对未名湖的湖光塔影。难道我还能有什么回忆的丝缕要挂在湖光塔影上面吗?别人认为没有,我自己也认为没有。我住房的窗子正面对未名湖畔的宝塔。一抬头,就能看到高耸的塔尖直刺蔚蓝的天空。层楼栉比,绿树历历,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一睁眼,就明明白白能够看到,哪里还用去回忆呢?
然而,世事多变。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完全平坦笔直的道路一样,我脚下的道路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坦笔直的。在魍魉现形、天日重明之后,新生的魑魅魍魉仍然可能出现。我在美丽的燕园中,同一些正直善良的人们在一起,又经历了一场群魔乱舞、黑云压城的特大暴风骤雨。这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能绝后)!我同一些善良正直的人们被关了起来,一关就是八九个月。但是,终于又像“凤凰涅槃”一般,活了下来。遗憾的是,燕园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遭到了破坏。许多楼房外面墙上的爬山虎,那些有一二百年寿命的丁香花,在北京城颇有一点名气的西府海棠,繁荣茂盛了三四百年的藤萝,都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被消灭了。为什么世间一些美好的花草树木也竟像人一样成了“反革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自己总算侥幸活了下来。但是,这一些为人们所深深喜爱的花草树木,却再也不能见到了。如果它们也有灵魂的话(我希望它们有),这灵魂也绝不会离开美丽的燕园。月白风清之夜,它们也会流连于未名湖畔湖光塔影中吧!如果它们能回忆的话,它们回忆的丝缕也会挂在未名湖上吧!可惜我不是活神仙,起死无方,回生乏术。它们消逝了,永远消逝了。这里用得上一句旧剧的戏词:“要相会,除非是梦里团圆。”
到了今天,这场噩梦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我又经历了一次魑魅现形、天日重明的局面。我上面说到,将近四十年来,我一直住在燕园中、未名湖畔,我那记忆的丝缕用不着再挂在未名湖上。然而,那些被铲除的可爱的花草时来入梦。我那些本来应该投闲置散的回忆的丝缕又派上了用场。它挂在苍翠繁茂的爬山虎上,芳香四溢的丁香花上,红绿皆肥的西府海棠上,葳蕤茂密的藤萝花上。这样一来,我就同那些离开母校的校友一样,也梦萦未名湖了。
尽管我们目前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未来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我们今天回忆过去,绝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我们回忆过去是为了未来。愿普天之下的北大校友:国内的、海外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割断你们对母校的回忆的丝缕,愿你们永远梦萦未名湖,愿我们大家在十年以后都来庆祝母校的百岁华诞。“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988年1月3日

怀念西府海棠
暮春三月,风和日丽。我偶尔走过办公楼前面。在盘龙石阶的两旁,一边站着一棵翠柏,浑身碧绿,扑入眉宇,仿佛是从地心深处涌出来的两股青色的力量,喷薄腾越,顶端直刺蔚蓝色的晴空,其气势虽然比不上杜甫当年在孔明祠堂前看到的那一些古柏:“苍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然而看到它,自己也似乎受到了感染,内心里溢满了力量。我顾而乐之,流连不忍离去。
然而,我的眼前蓦地一闪,就在这两棵翠柏站立的地方出现了两棵西府海棠,正开着满树繁花,已经绽开的花朵呈粉红色,没有绽开的骨朵呈鲜红色,粉红与鲜红,纷纭交划,宛如半天的粉红色彩云。成群的蜜蜂飞舞在花朵丛中,嗡嗡的叫声有如春天的催眠曲。我立刻被这色彩和声音吸引住,沉醉于其中了。眼前再一闪,翠柏与海棠同时站立在同一个地方,两者的影子重叠起来,翠绿与鲜红纷纭交错起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一时有点茫然、懵然;然而不需要半秒钟,我立刻就意识到,眼前的翠柏与海棠都是现实,翠柏是眼前的现实,海棠则是过去的现实,它确曾在这个地方站立过,而今这两个现实又重叠起来,可是过去的现实早已化为灰烬,随风飘零了。
事情就发生在十年浩劫期间。一时忽然传说:养花是修正主义,最低的罪名也是玩物丧志。于是“四人帮”一伙就在海内名园燕园大肆“斗私、批修”,先批人,后批花木,几十年上百年的老丁香花树砍伐殆尽,屡见于清代笔记中的几架古藤萝也被斩草除根,几座楼房外面墙上爬满了的爬山虎统统拔掉,办公楼前的两棵枝干繁茂绿叶葳蕤的西府海棠也在劫难逃。总之,一切美好的花木,也像某一些人一样,被打翻在地,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这两棵西府海棠在老北京是颇有一点名气的。据说某一个文人的笔记中还专门讲到过它。熟悉北京掌故的人,比如邓拓同志等,生前每到春天都要来园中探望一番。我自己不敢说对北京掌故多么熟悉,但是,每当西府海棠开花时,也常常自命风雅,到树下流连徘徊,欣赏花色之美,听一听蜜蜂的鸣声,顿时觉得人间毕竟是非常可爱的,生活毕竟是非常美好的,胸中的干劲陡然腾涌起来,我的身体好像成了一个蓄电瓶,看到了西府海棠,便仿佛蓄满了电,能够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精神抖擞地驰骋一气了。
中国古代的诗人中,喜爱海棠者颇不乏人。大家欣赏海棠之美,但颇以海棠无香为憾,在古代文人的笔记和诗话中,有很多地方谈到这个问题,可见文人墨客对海棠的关心。宋代著名的爱国大诗人陆游有几首《花时遍游诸家园》的诗,其中之一是讲海棠的:
为爱名花抵死狂,
只愁风日损红芳。
绿章夜奏通明殿,
乞借春阴护海棠。
陆游喜爱海棠达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啊!稍有理智的人都应当知道,海棠与人无争,与世无忤,绝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它只能给人间增添美丽,给人们带来喜悦,能让人们热爱自然,热爱祖国。然而,就连这样天真无邪的海棠也难逃“四人帮”的毒手。燕园内的两棵西府海棠现在已经不知道消逝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也算是一种“含冤逝世”吧。代替它站在这里的是两棵翠柏。翠柏也是我所喜爱的,它也能给人们带来美感享受,我毫无贬低翠柏的意思。但是,以燕园之大,竟不能给海棠留一点立足之地,一定要铲除海棠,栽上翠柏,一定要争这方尺之地,翠柏而有知,自己挤占了海棠的地方,也会感到对不起海棠吧!
“四人帮”要篡党夺权,有一些事情容易理解;但是砍伐花木,铲除海棠,仿佛这些花木真能抓住他们那罪恶的黑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宋代苏洵在《辨奸论》中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砍伐西府海棠之不近人情,一望而知。爱好美好的东西是人类的天性,任何人都有权利爱好美好的东西,花木当然也包括在里面。然而“四人帮”却偏要违反人性,必欲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铲除净尽而后快。他们这一伙人是大奸慝,已经丝毫无可怀疑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为什么西府海棠的影子今天又忽然展现在我的眼前呢?难道说是名花有灵,今天向我“显圣”来了么?难道说它是向我告状来了么?可惜我一非包文正,二非海青天,更没有如来佛起死回生的神通,我所有的能耐至多也只能一洒同情之泪,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神话,但是现在我真想相信起来,我真希望有一个天国。可是我知道,须弥山已经为印度人所独占,他们把自己的天国乐园安放在那里。昆仑山又为中国人所垄断,王母娘娘就被安顿在那里。我现在只能希望在辽阔无垠的宇宙中间还能有那么一块干净的地方,能容得下一个阆苑乐土。那里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大地上一切花草的魂魄都永恒地住在那里,随时、随地都是花团锦簇,五彩缤纷。我们燕园中被无端砍伐了的西府海棠的魂灵也遨游其间。我相信,它绝不会忘记了自己待了多年的美丽的燕园,每当三春繁花盛开之际,它一定会来到人间,驾临燕园,风前月下,凭吊一番。“环珮空归月下魂”,明妃之魂归来,还有环珮之声。西府海棠之魂归来时,能有什么迹象呢?我说不出,我只能时时来到办公楼前,在翠柏影中,等候倩魂。我是多么想为海棠招魂啊!结果恐怕只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奈何,奈何!
在这风和日丽的3月,我站在这里,浮想联翩,怅望晴空,眼睛里流满了泪水。
1987年4月26日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专家招待所。行装甫卸,倦意犹存。在京构思多日的这篇短文,忽然躁动于心中,于是悚然而起,援笔立就,如有天助,心中甚喜。

幽径悲剧
出家门,向右转,只有二三十步,就走进一条曲径。有二三十年之久,我天天走过这一条路,到办公室去。因为天天见面,也就成了司空见惯,对它有点漠然了。
然而,这一条幽径却是大大有名的。记得在50年代,我在故宫的一个城楼上,参观过一个有关《红楼梦》的展览。我看到由几幅山水画组成的组画,画的就是这一条路。足证这一条路是同这一部伟大的作品有某一些联系的。至于是什么联系,我已经记忆不清。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一点印象:这一条平平常常的路是有来头的,不能等闲视之。
这一条路在燕园中是极为幽静的地方。学生们称之为“后湖”,他们是很少到这里来的。我上面说它平平常常,这话有点语病,它其实是颇为不平常的。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实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树成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在目。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个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到了夏天,山上一团浓绿,人们仿佛是在一片绿雾中穿行。林中小鸟,枝头鸣蝉,仿佛互相应答。秋天,枫叶变红,与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凄清中又饱含浓烈。几乎让人不辨四时了。
小径另一面是荷塘,引人注目主要是在夏天。此时绿叶接天,红荷映目。仿佛从地下深处爆发出一股无比强烈的生命力,向上,向上,向上,欲与天公试比高,真能使懦者立怯者强,给人以无穷的感染力。
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湖中,一到冬天,当然都有白雪覆盖。在湖中,昔日潋滟的绿波为坚冰所取代。但是在山上,虽然落叶树都把叶子落掉,可是松柏反而更加精神抖擞,绿色更加浓烈,意思是想把其他树木之所失,自己一手弥补过来,非要显示出绿色的威力不行。再加上还有翠竹助威,人们置身其间,绝不会感到冬天的萧索了。
这一条神奇的幽径,情况大抵如此。
在所有的这些神奇的东西中,给我印象最深,让我最留恋难忘的是一株古藤萝。藤萝是一种受人喜爱的植物。清代笔记中有不少关于北京藤萝的记述。在古庙中,在名园中,往往都有几棵寿达数百年的藤萝,许多神话故事也往往涉及藤萝。北大现住的燕园,是清代名园,有几棵古老的藤萝,自是意中事。我们最初从城里搬来的时候,还能看到几棵据说是明代传下来的藤萝。每到春天,紫色的花朵开得满棚满架,引得游人和蜜蜂猬集其间,成为春天一景。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评价,在众多的藤萝中,最有特色的还是幽径的这一棵。它既无棚,也无架,而是让自己的枝条攀附在邻近的几棵大树的干和枝上,盘曲而上,大有直上青云之概。因此,从下面看,除了一段苍黑古劲像苍龙般的粗干外,根本看不出是一株藤萝。每到春天,我走在树下,眼前无藤萝,心中也无藤萝。然而一股幽香蓦地闯入鼻官,嗡嗡的蜜蜂声也袭入耳内,抬头一看,在一团团的绿叶中——根本分不清哪是藤萝叶,哪是其他树的叶子——隐约看到一朵朵紫红色的花,颇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味。直到此时,我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一棵古藤的存在,顾而乐之了。
经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不但人遭劫,花木也不能幸免。藤萝们和其他一些古丁香树等等,被异化为“修正主义”,遭到了无情的诛伐。六院前的和红二三楼之间的那两棵著名的古藤,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是否也被踏上一千只脚,没有调查研究,不敢瞎说;永世不得翻身,则是铁一般的事实了。
茫茫燕园中,只剩下了幽径的这一棵藤萝了。它成了燕园中藤萝界的鲁殿灵光。每到春天,我在悲愤、惆怅之余,唯一的一点安慰就是幽径中这一棵古藤。每次走在它下面,闻到淡淡的幽香,听到嗡嗡的蜂声,顿觉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人生还不全是荆棘丛。其中情味,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我快乐得太早了。人生毕竟还是一个荆棘丛,绝不是到处都盛开着玫瑰花。今年春天,我走过长着这棵古藤的地方,我的眼前一闪,吓了一大跳:古藤那一段原来凌空的虬干,忽然成了吊死鬼,下面被人砍断,只留上段悬在空中,在风中摇曳。再抬头向上看,藤萝初绽出来的一些淡紫的成串的花朵,还在绿叶丛中微笑。它们还没有来得及知道,自己赖以生存的树干已经被砍断了,脱离了地面,再没有水分供它们生存了。它们仿佛成了失掉了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也没有地方了。
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真正的伟人们是绝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如果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绝不能成为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气。这一棵古藤的灭亡在我心灵中引起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有点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段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数:一,二,三,四,一直数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
但是,这也不行。眼睛虽闭,但耳朵是关不住的。我隐隐约约听到古藤的哭泣声,细如蚊蝇,却依稀可辨。它在控诉无端被人杀害。它在这里已经待了二三百年,同它所依附的大树一向和睦相处。它虽阅尽人间沧桑,却从无害人之意。每到春天,就以自己的花朵为人间增添美丽。焉知一旦毁于愚氓之手。它感到万分委屈,又投诉无门。它的灵魂死守在这里。每到月白风清之夜,它会走出来“显圣”的。在大白天,只能偷偷地哭泣。山头的群树、池中的荷花是对它深表同情的,然而又受到自然的约束,寸步难行,只能无言相对。在茫茫人世中,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哪里有闲心来关怀一棵古藤的生死呢?于是,它只有哭泣,哭泣……
世界上像我这样没有出息的人,大概是不多的。古藤的哭泣声恐怕只有我一个能听到。在浩茫无际的大千世界上,在林林总总的植物中,燕园的这一棵古藤,实在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你倘若问一个燕园中人,绝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一棵古藤的存在的,绝不会有任何人关心它的死亡的,绝不会有任何人为之伤心的。偏偏出了我这样一个人,偏偏让我住到这个地方,偏偏让我天天走这一条幽径,偏偏又发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悲剧;所有这一些偶然性都集中在一起,压到了我的身上。我自己的性格制造成的这一个十字架,只有我自己来背了。奈何,奈何!
但是,我愿意把这个十字架背下去,永远永远地背下去。
1992年9月13日

二月兰
转眼,不知怎样一来,整个燕园竟成了二月兰的天下。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如果只有一两棵,在百花丛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它却以多胜,每到春天,和风一吹拂,便绽开了小花;最初只有一朵,两朵,几朵。但是一转眼,在一夜间,就能变成百朵,千朵,万朵。大有凌驾百花之上的势头了。
我在燕园里已经住了四十多年。最初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种小花。直到前年,也许正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我蓦地发现,从我住的楼旁小土山开始,走遍了全园,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我在迷离恍惚中,忽然发现二月兰爬上了树,有的已经爬上了树顶,有的正在努力攀登,连喘气的声音似乎都能听到。我这一惊可真不小:莫非二月兰真成了精了吗?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二月兰丛中的一些藤萝,也正在开着花,花的颜色同二月兰一模一样,所差的就仅仅只缺少那一团白雾。我实在觉得我这个幻觉非常有趣。带着清醒的意识,我仔细观察起来:除了花形之外,颜色真是一般无二。反正我知道了这是两种植物,心里有了底,然而再一转眼,我仍然看到二月兰往枝头爬。这是真的呢,还是幻觉?一由它去吧。
自从意识到二月兰存在以后,一些同二月兰有联系的回忆立即涌上心头。原来很少想到的或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现在想到了;原来认为十分平常的琐事,现在显得十分不平常了。我一下子清晰地意识到,原来这种十分平凡的野花竟在我的生命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我自己也有点吃惊了。
我回忆的丝缕是从楼旁的小土山开始的。这一座小土山,最初毫无惊人之处,只不过二三米高,上面长满了野草。当年歪风狂吹时,每次“打扫卫生”,全楼住的人都被召唤出来拔草,不是“绿化”,而是“黄化”。我每次都在心中暗恨这小山野草之多。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把山堆高了一两米。这样一来,山就颇有一点山势了。东头的苍松,西头的翠柏,都仿佛恢复了青春,一年四季,郁郁葱葱。中间一棵榆树,从树龄来看,只能算是松柏的曾孙,然而也枝干繁茂,高枝直刺入蔚蓝的晴空。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注意到小山上的二月兰。这种野花开花大概也有大年小年之别的。碰到小年,只在小山前后稀疏地开上那么几片。遇到大年,则山前山后开成大片。二月兰仿佛发了狂。我们常讲什么什么花“怒放”,这个“怒”字用得真是无比地奇妙。二月兰一“怒”,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东坡的词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是花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人这个万物之灵却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欢。这真是多此一举,然而没有法子。人自己多情,又把情移到花,“泪眼问花花不语”,花当然“不语”了。如果花真“语”起来,岂不吓坏了人!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然而我仍然把自己的悲欢挂到了二月兰上。
当年老祖还活着的时候,每到春天二月兰开花的时候,她往往拿一把小铲,带一个黑书包,到成片的二月兰旁青草丛里去搜挖荠菜。只要看到她的身影在二月兰的紫雾里晃动,我就知道在午餐或晚餐的餐桌上必然弥漫着荠菜馄饨的清香。当婉如还活着的时候,她每次回家,只要二月兰正在开花,她离开时,她总穿过左手是二月兰的紫雾,右手是湖畔垂柳的绿烟,匆匆忙忙走去,把我的目光一直带到湖对岸的拐弯处。当小保姆杨莹还在我家时,她也同小山和二月兰结上了缘。我曾套宋词写过三句话:“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她们: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
所有这些琐事都是寻常到不能再寻常了。然而,曾几何时,到了今天,老祖和婉如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小莹也回了山东老家。至于虎子和咪咪也各自遵循猫的规律,不知钻到了燕园中哪一个幽暗的角落里,等待死亡的到来。老祖和婉如的走,把我的心都带走了。虎子和咪咪我也忆念难忘。如今,天地虽宽,阳光虽照样普照,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回忆这些往事,如云如烟,原来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对于我这样的心情和我的一切遭遇,我的二月兰一点也无动于衷,照样自己开花。今年又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在校园里,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霄汉,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这一切都告诉我,二月兰是不会变的,世事沧桑,于它如浮云。然而我却是在变的,月月变,年年变。我想以不变应万变,然而办不到。我想学习二月兰,然而办不到。不但如此,它还硬把我的记忆牵回到我一生最倒霉的时候。在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被抄家,被打成了“反革命”。正是在二月兰开花的时候,我被管制劳动改造。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到一个地方去捡破砖碎瓦,还随时准备着被红卫兵押解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坐喷气式,还要挨上一顿揍,打得鼻青脸肿。可是在砖瓦缝里二月兰依然开放,怡然自得,笑对春风,好像是在嘲笑我。
我当时日子实在非常难过。我知道正义是在自己手中,可是是非颠倒,人妖难分,我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一腔义愤,满腹委屈,毫无人生之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成了“不可接触者”,几年没接到过一封信,很少有人敢同我打个招呼。我虽处人世,实为异类。
然而我一回到家里,老祖、德华她们,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恩赐十几元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殚思竭虑,弄一点好吃的东西,希望能给我增加点营养;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希望能给我增添点生趣。婉如和延宗也尽可能地多回家来。我的小猫憨态可掬,偎依在我的身旁。她们不懂哲学,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视我为异类,她们视我为好友,从来没有表态,要同我划清界限。所有这一些极其平常的琐事,都给我带来了无量的安慰。窗外尽管千里冰封,室内却是暖气融融。我觉得,在世态炎凉中,还有不炎凉者在。这一点暖气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没有堕入深涧,一直到今天。
我感觉到悲,又感觉到欢。

到了今天,天运转动,否极泰来,不知怎么一来,我一下子成为“极可接触者”,到处听到的是美好的言辞,到处见到的是和悦的笑容。我从内心里感激我这些新老朋友,他们绝对是真诚的。他们鼓励了我,他们启发了我。然而,一回到家里,虽然德华还在,延宗还在,可我的老祖到哪里去了呢?我的婉如到哪里去了呢?还有我的虎子和咪咪一世到哪里去了呢?世界虽照样朗朗,阳光虽照样明媚,我却感觉异样的寂寞与凄凉。
我感觉到欢,不感觉到悲。
我年届耄耋,前面的路有限了。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叫《老猫》,意思很简明,我一生有个特点:不愿意麻烦人。了解我的人都承认。难道到了人生最后一段路上我就要改变这个特点吗?不,不,不想改变。我真想学一学老猫,到了大限来临时,钻到一个幽暗的角落里,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人世。
这话又扯远了。我并不认为眼前就有制定行动计划的必要。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我的健康情况也允许我去做。有一位青年朋友说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话极有道理。可我并没有全忘。有一个问题我还想弄弄清楚哩。按说我早已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年龄,应该超脱一点了。然而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还有一件心事:我想弄清楚,什么叫“悲”?什么又叫“欢”?是我成为“不可接触者”时悲呢?还是成为“极可接触者”时欢?如果没有老祖和婉如的逝世,这问题本来是一清二白的,现在却是悲欢难以分辨了。我想得到答复。我走上了每天必登临几次的小山,我问苍松,苍松不语;我问翠柏,翠柏不答。我问三十多年来亲眼目睹我这些悲欢离合的二月兰,这也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
1993年6月11日写完

夹竹桃
夹竹桃不是名贵的花,也不是最美丽的花;但是,对我来说,她却是最值得留恋最值得回忆的花。
不知道由于什么缘故,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我故乡的那个城市里,几乎家家都种上几盆夹竹桃,而且都摆在大门内影壁墙下,正对着大门口。客人一走进大门,扑鼻的是一阵幽香,入目的是绿蜡似的叶子和红霞或白雪似的花朵,立刻就感觉到仿佛走进自己的家门口,大有宾至如归之感了。
我们家大门内也有两盆,一盆是红色的,一盆是白色的。我小的时候,天天都要从这下面走出走进。红色的花朵让我想到火,白色的花朵让我想到雪。火与雪是不相容的;但是,这两盆花却融洽地开在一起,宛如火上有雪,或雪上有火。我顾而乐之,小小的心灵里觉得十分奇妙,十分有趣。
只有一墙之隔,转过影壁,就是院子。我们家里一向是喜欢花的;虽然没有什么非常名贵的花,但是常见的花却是应有尽有。每年春天,迎春花首先开出黄色的小花,报告春的消息。以后接着来的是桃花、杏花、海棠、榆叶梅、丁香等等,院子里开得花团锦簇。到了夏天,更是满院葳蕤。凤仙花、石竹花、鸡冠花、五色梅、江西腊等等,五彩缤纷,美不胜收。夜来香的香气熏透了整个的夏夜的庭院,是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的。一到秋天,玉簪花带来凄清的寒意,菊花报告花事的结束。总之,一年三季,花开花落,没有间歇;情景虽美,变化亦多。
然而,在一墙之隔的大门内,夹竹桃却在那里静悄悄地一声不响,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一嘟噜花黄了,又长出一嘟噜;在和煦的春风里,在盛夏的暴雨里,在深秋的清冷里,看不出什么特别茂盛的时候,也看不出什么特别衰败的时候,无日不迎风弄姿,从春天一直到秋天,从迎春花一直到玉簪花和菊花,无不奉陪。这一点韧性,同院子里那些花比起来,不是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吗?
但是夹竹桃的妙处还不止于此。我特别喜欢月光下的夹竹桃。你站在它下面,花朵是一团模糊;但是香气却毫不含糊,浓浓烈烈地从花枝上袭了下来。它把影子投到墙上,叶影参差,花影迷离,可以引起我许多幻想。我幻想它是地图,它居然就是地图了。这一堆影子是亚洲,那一堆影子是非洲,中间空白的地方是大海。碰巧有几只小虫子爬过,这就是远渡重洋的海轮。我幻想它是水中的荇藻,我眼前就真的展现出一个小池塘。夜蛾飞过映在墙上的影子就是游鱼。我幻想它是一幅墨竹,我就真看到一幅画。微风乍起,叶影吹动,这一幅画竟变成活画了。有这样的韧性,能这样引起我的幻想,我爱上了夹竹桃。
好多好多年,我就在这样的夹竹桃下面走出走进。最初我的个儿矮,必须仰头才能看到花朵。后来,我逐渐长高了,夹竹桃在我眼中也就逐渐矮了起来。等到我眼睛平视就可以看到花的时候,我离开了家。
我离开了家,过了许多年,走过许多地方。我曾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过夹竹桃,但是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两年前,我访问了缅甸。在仰光开过几天会以后,缅甸的许多朋友们热情地陪我们到缅甸北部古都蒲甘去游览。这地方以佛塔著名,有“万塔之城”的称号。据说,当年确有万塔。到了今天,数目虽然没有那样多了,但是,纵目四望,嶙嶙峋峋,群塔簇天,一个个从地里涌出,宛如阳朔群山,又像是云南的石林,用“雨后春笋”这一句老话,差堪比拟。虽然花草树木都还是绿的,但是时令究竟是冬天了,一片萧瑟荒寒气象。
然而就在这地方,在我们住的大楼前,我却意外地发现了老朋友夹竹桃。一株株都跟一层楼差不多高,以至我最初竟没有认出它们来。花色比国内的要多,除了红色的和白色的以外,记得还有黄色的。叶子比我以前看到的更绿得像绿蜡,花朵开在高高的枝头,更像片片的红霞、团团的白雪、朵朵的黄云。苍郁繁茂,浓翠逼人,同荒寒的古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每天就在这样的夹竹桃下走出走进。晚上同缅甸朋友们在楼上凭栏闲眺,畅谈各种各样的问题,谈蒲甘的历史,谈中缅文化的交流,谈中缅两国人民的胞波的友谊。在这时候,远处的古塔渐渐隐入暮霭中,近处的几个古塔上却给电灯照得通明,望之如灵山幻境。我伸手到栏外,就可以抓到夹竹桃的顶枝。花香也一阵一阵地从下面飘上楼来,仿佛把中缅友谊熏得更加芬芳。
就这样,在对于夹竹桃的婉美动人的回忆里,又涂上了一层绚烂夺目的中缅人民友谊的色彩。我从此更爱夹竹桃。
1962年10月17日

马缨花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就到了。
院子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匝地,清凉蔽体。从房子的气势来看,从梁柱的粗细来看,依稀还可以看出当年的富贵气象。
这富贵气象是有来源的。在几百年前,这里曾经是明朝的东厂。不知道有多少忧国忧民的志士曾在这里被囚禁过,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受过苦刑,甚至丧掉性命。据说当年的水牢现在还有迹可寻哩。
等到我住进去的时候,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但是阴森凄苦的气氛却是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一些汉代的石棺石椁,古代的刻着篆字和隶字的石碑,我一走回这个院子里,就仿佛进入了古墓。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把我的记忆提到几千年前去;有时候我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历史里,自己俨然成为古人了。
这样的气氛同我当时的心情是相适应的,我一向又不相信有什么鬼神,所以我住在这里,也还处之泰然。
但是也有紧张不泰然的时候。往往在半夜里,我突然听到推门的声音,声音很大,很强烈。我不得不起来看一看。那时候经常停电,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爬起来,摸索着找门,摸索着走出去。院子里一片浓黑,什么东西也看不见,连树影子也仿佛同黑暗粘在一起,一点都分辨不出来。我只听到大香椿树上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咪噢的一声,有两只小电灯似的眼睛从树枝深处对着我闪闪发光。
这样一个地方,对我那些经常来往的朋友们来说,是不会引起什么好感的。有几位在白天还有兴致来找我谈谈,他们很怕在黄昏时分走进这个院子。万一有事,不得不来,也一定在大门口向工友再三打听,我是否真在家里,然后才有勇气,跋涉过那一个长长的胡同,走过深深的院子,来到我的屋里。有一次,我出门去了,看门的工友没有看见,一位朋友走到我住的那个院子里。在黄昏的微光中,只见一地树影,满院石棺,我那小窗上却没有灯光。他的腿立刻抖了起来,费了好大力量,才拖着它们走了出去。第二天我们见面时,谈到这点经历,两人相对大笑。
我是不是也有孤寂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汲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寂寞像毒蛇似的偷偷地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花了。在这以前,我知道这些树都是马缨花,但是我却没有十分注意它们。今天它们用自己的香气告诉了我它们的存在。这对我似乎是一件新事。我不由得就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使我仿佛游泳在香海里。
花开也是常有的事,开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我就觉得很不寻常;有花香慰我寂寥,我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
从此,我就爱上了马缨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北京终于解放了。1949年的10月1日给全中国带来了光明与希望,给全世界带来了光明与希望。这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在我的生命里划上了一道鸿沟,我仿佛重新获得了生命。可惜不久我就搬出了那个院子,同那些可爱的马缨花告别了。
时间也过得真快,到现在,才一转眼的工夫,已经过去了13年。这13年是我生命史上最重要、最充实、最有意义的13年。我看了许多新东西,学习了很多新东西,走了很多新地方。我当然也看了很多奇花异草。我曾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看到高凌霄汉的巨树上开着大朵的红花;我曾在缅甸的避暑胜地东枝看到开满了小花园的火红照眼的不知名的花朵;我也曾在塔什干看到长得像小树般的玫瑰花。这些花都是异常美妙动人的。
然而使我深深地怀念的却仍然是那些平凡的马缨花,我是多么想见到它们呀!
最近几年来,北京的马缨花似乎多起来了。在公园里,在马路旁边,在大旅馆的前面,在草坪里,都可以看到新栽种的马缨花。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座的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这绿云红雾飘满了北京,衬上红墙、黄瓦,给人民的首都增添了绚丽与芬芳。
我十分高兴,我仿佛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但是,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些马缨花同我回忆中的那些很不相同。叶子仍然是那样的叶子,花也仍然是那样的花;在短短的十几年以内,它绝不会变了种。它们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
我最初确实是有些困惑,左思右想,只是无法解释。后来,我扩大了我回忆的范围,不把回忆死死地拴在马缨花上面,而是把当时所有同我有关的事物都包括在里面。不管我是怎样喜欢院子里那些马缨花,不管我是怎样爱回忆它们,回忆的范围一扩大,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黄昏,就是夜雨,否则就是迷离凄苦的梦境。我好像是在那些可爱的马缨花上面从来没有见到哪怕是一点点阳光。
然而,今天摆在我眼前的这些马缨花,却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在黄昏时候,在深夜里,我看到它们,它们也仿佛是生气勃勃,同浴在阳光里一样。它们仿佛想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同我回忆里那些马缨花比起来,一个是照相的底片,一个是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一个是光。影中的马缨花也许是值得留恋的,但是光中的马缨花不是更可爱吗?
我从此就爱上了这光中的马缨花,而且我也爱藏在我心中的这一个光与影的对比。它能告诉我很多事情,带给我无穷无尽的力量,送给我无限的温暖与幸福;它也能促使我前进。我愿意马缨花永远在这光中含笑怒放。
1962年10月1日

神奇的丝瓜
今年春天,孩子们在房前空地上,斩草挖土,开辟出来了一个一丈见方的小花园。周围用竹竿扎了一个篱笆,移来了一棵玉兰花树,栽上了几株月季花,又在竹篱下面随意种上了几棵扁豆和两棵丝瓜。土壤并不肥沃,虽然也铺上了一层河泥,但估计不会起很大的作用,大家不过是玩玩而已。
过了不久,丝瓜竟然长了出来,而且日益茁壮、长大。这当然增加了我们的兴趣。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过高的期望。我自己每天早晨工作疲倦了,常到屋旁的小土山上走一走,站一站,看看墙外马路上的车水马龙和亚运会招展的彩旗,顾而乐之,只不过顺便看一看丝瓜罢了。
丝瓜是普通的植物,我也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神奇之处。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丝瓜秧爬出了篱笆,爬上了楼墙。以后,每天看丝瓜,总比前一天向楼上爬了一大段;最后竟从一楼爬上了二楼,又从二楼爬上了三楼。说它每天长出半尺,绝非夸大之词。丝瓜的秧不过像细绳一般粗,如不注意,连它的根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细的一根秧竟能在一夜之间输送这样多的水分和养料,供应前方,使得上面的叶子长得又肥又绿,爬在灰白色的墙上,一片浓绿,给土墙增添了无量活力与生机。
这当然让我感到很惊奇,我的兴趣随之大大地提高。每天早晨看丝瓜成了我的主要任务,爬小山反而成为次要的了。我往往注视着细细的瓜秧和浓绿的瓜叶,陷入沉思,想得很远,很远……
又过了几天,丝瓜开出了黄花。再过几天,有的黄花就变成了小小的绿色的瓜。瓜越长越长,越长越长,重量当然也越来越增加,最初长出的那一个小瓜竟把瓜秧坠下来了一点,直挺挺地悬垂在空中,随风摇摆。我真是替它担心,生怕它经不住这一份重量,会整个儿地从楼上坠了下来落到地上。
然而不久就证明了,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最初长出来了的瓜不再长大,仿佛得到命令停止了生长。在上面,在三楼一位102岁的老太太的窗外窗台上,却长出来两个瓜。这两个瓜后来居上,发疯似的猛长,不久就长成了小孩胳膊一般粗了。这两个瓜加起来恐怕有五六斤重,那一根细秧怎么能承担得住呢?我又担心起来。没过几天,事实又证明了我是杞人忧天。两个瓜不知从什么时候忽然弯了起来,把躯体放在老太太的窗台上,从下面看上去,活像两个粗大弯曲的绿色牛角。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忽然又发现,在两个大瓜的下面,在二三楼之间,在一根细秧的顶端,又长出来了一个瓜,垂直地悬在那里。我又犯了担心病:这个瓜上面够不到窗台,下面也是空空的;总有一天,它越长越大,会把上面的两个大瓜也坠了下来,一起坠到地上,落叶归根,同它的根部聚合在一起。
然而今天早晨,我却看到了奇迹。同往日一样,我习惯地抬头看瓜:下面最小的那一个早已停止生长,孤零零地悬在空中,似乎一点分量都没有;上面老太太窗台上那两个大的,似乎长得更大了,威武雄壮地压在窗台上;中间的那一个却不见了。我看看地上,没有看到掉下来的瓜。等我倒退几步抬头再看时,却看到那一个我认为失踪了的瓜,平着身子躺在抗震加固时筑上的紧靠楼墙凸出的一个台子上。这真让我大吃一惊。这样一个原来垂直悬在空中的瓜怎么忽然平身躺在那里了呢?这个凸出的台子无论是从上面还是从下面都是无法上去的,绝不会有人把丝瓜摆平的。
我百思不得其解,徘徊在丝瓜下面,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参禅。我仿佛觉得这棵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还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我上面谈到的现象。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丝瓜用什么来思想呢?丝瓜靠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呢?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想。我左考虑,右考虑,越考虑越糊涂。我无法同丝瓜对话,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绿叶上照旧浓翠扑人眉宇。我站在丝瓜下面,陷入梦幻。而丝瓜则似乎心中有数,无言静观,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笑面对秋阳。
1990年10月9日

听雨
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
“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文字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
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
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章用回忆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添秀句,每闻夜雨忆联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枯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它一下: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阶前,
点滴到天明。
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五十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童山濯濯”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
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青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绝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九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行。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唤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濛濛。
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
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画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逝方生,方生方逝。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
我的心又收近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怡悦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
1995年4月13日

不完满才是人生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关于这一点,古今的民间谚语,文人诗句,说到的很多很多。最常见的比如苏东坡的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南宋方岳(根据吴小如先生考证)诗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这都是我们时常引用的,脍炙人口的。类似的例子还能够举出成百上千来。
这种说法适用于一切人,旧社会的皇帝老爷子也包括在里面。他们君临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为所欲为,杀人灭族,小事一端,按理说,他们不应该有什么不如意的事。然而,实际上,王位继承,宫廷斗争,比民间残酷万倍。他们威仪俨然地坐在宝座上,如坐针毡。虽然捏造了“龙御上宾”这种神话,他们自己也并不相信。他们想方设法以求得长生不老,他们最怕“一旦魂断,宫车晚出”。连英主如汉武帝、唐太宗之辈也不能“免俗”。汉武帝造承露金盘,妄想饮仙露以长生;唐太宗服印度婆罗门的灵药,期望借此以不死。结果,事与愿违,仍然是“龙御上宾”呜呼哀哉了。
在这些皇帝手下的大臣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极大,骄纵恣肆,贪赃枉法,无所不至。在这一类人中,好东西大概极少,否则包公和海瑞等绝不会流芳千古,久垂宇宙了。可这些人到了皇帝跟前,只是一个奴才,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见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据说明朝的大臣上朝时在笏板上夹带一点鹤顶红,一旦皇恩浩荡,钦赐极刑,连忙用舌尖舔一点鹤顶红,立即涅槃,落得一个全尸。可见这一批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谈不到什么完满的人生。
至于我辈平头老百姓,日子就更难过了。建国前后,不能说没有区别,可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早晨在早市上被小贩“宰”了一刀;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割了包,踩了人一下,或者被人踩了一下,根本不会说“对不起”了,代之以对骂,或者甚至演出全武行。到了商店,难免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又得生一肚子气,谁能说,我们的人生多是完满的呢?
再说到我们这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生中就难得过上几天好日子。只一个“考”字,就能让你谈“考”色变。“考”者,考试也。在旧社会科举时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上进,只有科举一途,你只需读一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尽致地了解到科举的情况。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的那一批举人进士,其窘态难道还不能让你胆战心惊,啼笑皆非吗?
现在我们运气好,得生于新社会中。然而那一个“考”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士,考。考,考,考,变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运仍然难免,现代知识分子落到这一张密而不漏的天网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还谈什么完满呢?
灾难并不限于知识分子,“人人有一本难念的经”。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这会大大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1998年8月20日

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
端正对待不同意见(我在这里指的只是学术上不同的意见)的态度,是非常不容易办到的一件事。中国古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可见此事自古已然。
我对于学术上不同的观点,最初也不够冷静。仔细检查自己内心的活动,不冷静的原因绝不是什么面子问题,而是觉得别人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或者认为别人并不真正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观点,自己心里十分别扭,简直是堵得难受,所以才不能冷静。
最近若干年来,自己在这方面有了进步。首先,我认为,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是正常的现象,正如人与人的面孔也不能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相同。要求别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样,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么离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处的。采取其合理之处,扬弃其不合理之处,是唯一正确的办法。至于有人无理攻击,也用不着真正地生气。我有一个怪论: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没有非朋友。我在这里不用“敌人”这个词,而用“非朋友”,是因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敌人。最后,我还认为,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它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梁任公说:“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学者的态度。最近我编《东西文化议论集》时,首先自己亮相,把我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新解”(请注意“新解”中的“新”字)和盘托出,然后再把反对我的意见的文章,只要能搜集到的,都编入书中,让读者自己去鉴别分析。我对广大的读者是充分相信的,他们能够明辨是非。如果我采用与此相反的方式:打笔墨官司,则对方也必起而应战。最初,双方或者还能克制自己,说话讲礼貌,有分寸。但是笔战越久,理性越少,最后甚至互相谩骂,人身攻击。到了这个地步,谁还能不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呢?这样就离开真理越来越远了。中国学术史上这样的例子颇为不少。我前些时候在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写过一篇短文:《真理越辨越明吗?》。我的结论是:在有些时候,真理越辨(辩)越糊涂。是否真理,要靠实践,兼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可能有人认为我是在发怪论,我其实是有感而发的。
1997年

走运与倒霉
走运与倒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概念。世人无不想走运,而绝不想倒霉。
其实,这两件事是有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的,互为因果的。说极端了,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已经发现了。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老子的“福”就是走运,他的“祸”就是倒霉。
走运有大小之别,倒霉也有大小之别,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二者之间成正比。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关系。
吾辈小民,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天天忙着吃、喝、拉、撒、睡;操持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候难免走点小运,有的是主动争取来的,有的是时来运转,好运从天上掉下来的。高兴之余,不过喝上二两二锅头,飘飘然一阵了事。但有时又难免倒点小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没有人去争取倒霉的,倒霉以后,也不过心里郁闷几天,对老婆孩子发点小脾气,转瞬就过去了。
但是,历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们,他们一身系天下安危,或者系一个地区、一个行当的安危。他们得意时,比如打了一个大胜仗,或者倒卖房地产、炒股票,发了一笔大财,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固一世之雄也”,怎二两二锅头了得!然而一旦失败,不是自刎乌江,就是从摩天高楼跳下,“而今安在哉!”
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色”,这在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的这个总账,后来并没有改变。汉以后所有的文学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后,才写出了震古铄今的杰作。像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从来没有过状元宰相成为大文学家的。
了解了这一番道理之后,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意义是重大的。它能够让我们头脑清醒,理解祸福的辩证关系;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
1998年11月2日

毁誉
好誉而恶毁,人之常情,无可非议。
古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则另持异说,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糊涂或颟顸。
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的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我记得在什么笔记上读到过一个故事。一个人最心爱的人,只有一只眼。于是他就觉得天下人(一只眼者除外)都多长了一只眼。这样的毁誉能靠得住吗?
还有我们常常讲什么“党同伐异”,又讲什么“臭味相投”等等。这样的毁誉能相信吗?
孔门贤人子路“闻过则喜”,古今传为美谈。我根本做不到,而且也不想做到,因为我要分析:是谁说的?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因为什么而说的?分析完了以后,再定“则喜”,或是“则怒”。喜,我不会过头。怒,我也不会火冒十丈,怒发冲冠。孔子说:“野哉,由也!”大概子路是一个粗线条的人物,心里没有像我上面说的那些弯弯绕。
我自己有一个颇为不寻常的经验。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位学者,过去对于他的存在,我一点都不知道,然而,他却同我结了怨。因为,我现在所占有的位置,他认为本来是应该属于他的,是我这个“鸠”把他这个“鹊”的“巢”给占据了。因此,勃然对我心怀不满。我被蒙在鼓里,很久很久,最后才有人透了点风给我。我不知道,天下竟有这种事,只能一笑置之。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我想向他道歉,挖空心思,也找不出丝毫理由。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由于各人禀赋不同,遗传基因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所以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好恶观等等,都不会一样,都会有点差别。比如吃饭,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吃咸,有人爱吃酸,如此等等。又比如穿衣,有人爱红,有人爱绿,有人爱黑,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话本来有点贬义,我们可以正用。每个人都会有友,也会有“非友”,我不用“敌”这个词儿,避免误会。友,难免有誉;非友,难免有毁。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抱上面所说的分析的态度,切不要笼而统之,一锅糊涂粥。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对我都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真有一个人,人人都说他好,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极端圆滑的人,圆滑到琉璃球又能长只脚的程度。
1997年6月23日于同仁医院

世态炎凉
世态炎凉,古今所共有,中外所同然,是最稀松平常的事,用不着多伤脑筋。元曲《冻苏秦》中说:“也素把世态炎凉心中暗忖。”《隋唐演义》中说:“世态炎凉,古今如此。”不管是“暗忖”,还是明忖,反正你得承认这个“古今如此”的事实。
但是,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或认识的程度,却是随年龄的大小和处境的不同而很不相同的,绝非大家都一模一样。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条定理:年龄大小与处境坎坷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成正比。年龄越大,处境越坎坷,则对世态炎凉感受越深刻。反之,年龄越小,处境越顺利,则感受越肤浅。这是一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理。
我已到望九之年,在八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一波三折,好运与多舛相结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几度倒下,又几度爬起来,爬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可是真正参透了世态炎凉的玄机,尝够了世态炎凉的滋味。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我因为胆大包天,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戴上了种种莫须有的帽子,被“打”成了反革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至今回想起来还毛骨悚然的折磨。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有长达几年的一段时间,我成了燕园中一个“不可接触者”。走在路上,我当年辉煌时对我低头弯腰毕恭毕敬的人,那时却视若路人,没有哪一个敢或肯跟我说一句话的。我也不习惯于抬头看人,同人说话。我这个人已经异化为“非人”。一天,我的孙子发烧到40℃,老祖和我用破自行车推着到校医院去急诊。一个女同事竟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似的,帮我这个已经步履蹒跚的花甲老人推了推车。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如吸甘露,如饮醍醐。这件事、这个人我毕生难忘。
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我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加官晋爵,又开始了一段辉煌。原来是门可罗雀,现在又是宾客盈门。你若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当然是有的,一个忽而上天堂,忽而下地狱,又忽而重上天堂的人,哪能没有想法呢?我想的是:世态炎凉,古今如此。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1997年

牛棚杂忆——缘起
“牛棚”这个词儿,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它是否就是法定名称,却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一切讲“法治”。讲“法治”,必先正名。但是“牛棚”的名怎么正呢?牛棚的创建本身就是同法“对着干的”。现在想用法来正名,岂不是南辕而北辙吗?
在北大,“牛棚”这个词儿并不流行。我们这里的“官方”叫做“劳改大院”,有时通俗化称之为“黑帮大院”,含义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后者更生动,更具体,因而在老百姓嘴里就流行了起来。顾名思义,“黑帮”不是“白帮”。他们是专在暗中干“坏事”的,是同“革命司令部”唱反调的。这一帮家伙被关押的地方就叫做“黑帮大院”。
“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从语言学上来讲,这里的“住”字应该作被动式——而且一住就是八九个月。要说里面很舒服,那不是事实。但是,像十年浩劫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绝后——“人生不满百”,我居然躬与其盛,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得不感谢苍天,特别对我垂青、加佑,以至于感激涕零了。不然的话,想找这样的机会,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我不但赶上这个时机,而且能住进大院。试想,现在还会有人为我建院,派人日夜守护,使我得到绝对的安全吗?
我也算是一个研究佛教的人。我既研究佛教的历史,也搞点佛教的义理。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堂而皇之的佛教理论,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迷信玩意儿,特别是对地狱的描绘。这在正经的佛典中可以找到,在老百姓的口头传说中更是说得活灵活现。这是中印两国老百姓集中了他们从官儿们那里受到的折磨与酷刑,经过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形成的,是人类幻想不可多得的杰作。谁听了地狱的故事不感到毛骨悚然、毛发直竖呢?
我曾有志于研究比较地狱学久矣。积几十载寒暑探讨的经验,深知西方地狱实在有点太简单、太幼稚、太单调、太没有水平。不信你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那里有对地狱的描绘。但丁的诗句如黄钟大吕,但是诗句所描绘的地狱,却实在不敢恭维,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过于简单,过于表面。读了只能让人觉得好笑。回观印度的地狱则真正是博大精深。再加上中国人的扩大与渲染,地狱简直如七宝楼台,令人目眩神驰。读过中国《玉历至宝钞》一类描写地狱的书籍的人,看到里面的刀山火海,油锅大锯,再配上一个牛头,一个马面,角色齐全,道具无缺,谁能不五体投地地钦佩呢?东方文明超过西方文明;东方人民的智慧超过西方人民的智慧,于斯可见。
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赏他们对地狱的描绘。我原以为这些幻想力和这些描绘已经是至矣尽矣,蔑以复加矣。然而,我在牛棚里待过以后,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狱更是瞠乎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
我怀疑,造牛棚的小将中有跟我学习佛教的学生。我怀疑,他们不但学习了佛教史和佛教教义,也学习了地狱学。而且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在建造北大的黑帮大院时,由远及近,由里及表,加以应用,一时成为全国各大学学习的样板。他们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我在北大40年的教学活动,没有白费力量。我虽然自己被请入瓮中,但衷心欣慰,不能自已了。
犹有进者,这一群革命小将还充分发挥了创新能力。在这个牛棚里确实没有刀山、油锅、牛头、马面等等。可是,在没有这样的必需的道具下而能制造出远远超过佛教地狱的恐怖气氛,谁还能吝惜自己的赞赏呢?在旧地狱里,牛头马面不过根据阎罗王的命令把罪犯用钢叉叉入油锅,叉上刀山而已。这最多只能折磨犯人的肉体,绝没有“触及灵魂”的措施,绝没有“斗私批修”、“狠斗活思想”等等的办法。我们北大的革命(?)小将,却在他们的“老佛爷”的领导下在大院中开展了背语录的活动。这是崭新的创造,从来也没有听说牛头马面会让犯人背诵什么佛典,什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背错一个字,立即一记耳光。在每天晚上的训话,也是旧地狱中绝不会有的。每当夜幕降临,犯人们列队候训。恶狠狠的训斥声,清脆的耳光声,互相应答,融入夜空。院外小土山上,在薄暗中,人影晃动。我低头斜眼一瞥,知道是“自由人”在欣赏院内这难得的景观,宛如英国白金汉宫前面广场上欣赏御林军换岗的盛况。此时我的心情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简短截说,牛棚中有很多新的创造发明。里面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阴森刺骨。我们住在里面的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让五官的本能发挥到最高限度,处处有荆棘坑坎,时时有横祸飞来。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绝对空前的。对门外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在全国进入牛棚的人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一定是成千累万。可是同全国人口一比,仍然相形见绌,只不过是小数一端而已。换句话说,能进入牛棚并不容易,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人们不是常常号召作家在创作之前要深入生活吗?但是有哪一个作家心甘情愿地到黑帮大院里来呢?成为黑帮一员,也并不容易,需要具备的条件还是非常苛刻的。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实在应该写出来的。我自己虽非作家,却也有一些舞笔弄墨的经验。自己要写,非不可能。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再回忆那一段生活,一回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不去回忆也罢。我有一个渺渺茫茫的希望,希望有哪一位蹲过牛棚的作家,提起如椽大笔,把自己不堪回首的经历,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一定会开阔全国全世界读者的眼界,为人民立一大功。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一直盼到今天,虽然读到了个别人写的文章或书,总还觉得很不过瘾,我想要看到的东西始终没有出现。蹲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会随之而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谈起这一场灾难来,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疑问号。他们怀疑,我是在讲“天方夜谭”,我是故意夸大其词。他们怀疑,我别有用心。他们不好意思当面驳斥我;但是他们的眼神却流露出:“天下哪里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我感到非常悲哀、孤独与恐惧。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我并不要别人会全面理解,整体同情。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所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难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于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绝没有任何坏处。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写。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绝不说半句谎言,绝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炼狱的洗礼,“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读了我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疮疤;如果有人想对号入座,那我在这里先说上一声:悉听尊便。尽管我不一定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但是这文章是用血和泪换来的,我写的不是小说。这一点想能得到读者的谅解与同情。
以上算是缘起。
1992年

老少之间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里,都会有老年人和青少年人同时并存。从年龄上来说,这是社会的两极,中间是中年,这样一些不同年龄的阶层,共同形成了我们的社会,所谓芸芸众生者就是。
从社会方面来讲,这个模式是不变的,是固定的。但是,从每一个人来说,它却是不固定的,经常变动的。今天你是少年,转瞬就是中年。你如果不中途退席的话,前面还有一个老年阶段在等候着你。老年阶段以后呢?那谁都知道,用不着细说。
想要社会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三个年龄阶段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社会两极的老年与少年的关系。现在人们有时候讲到“代沟”——我看这也是舶来品——有人说有,有人说无,我是承认有的。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是否认不掉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代沟”正标明社会在不断前进。如果不前进,“沟”从何来?
承认有“代沟”,不就万事大吉。真要想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还必须进一步对“沟”两边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中年这一个中间阶段,我先不说,我只分析老少这两极。
一言以蔽之,这两极各有各的优缺点。老年人人生经历多,识多见广,这是优点。缺点往往是自以为是,执拗固执。动不动就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个别人仕途失意,牢骚满腹:“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世人皆浊而我独清。”简直变成了九斤老太,唠唠叨叨,什么都是从前的好。结果惹得大家都不痛快。
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个我个人观察到的老年人的缺点,就是喜欢说话,喜欢长篇发言。开一个会两小时,他先包办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别人不耐烦看表,他老眼昏花,不视不见,结果如何,一想便知。听说某大学有一位老教授,开会他一发言,有经验的人士就回家吃饭。酒足饭饱,回来看,老教授的发言还没有结束,仍然在那里“悬河泻水”哩。
因此,我对老年人有几句箴言:老年之人,血气已衰;刹车失灵,戒之在说。
至于年轻人,他们朝气蓬勃,进取心强。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上,仿佛铺满了玫瑰花。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畏缩,九天揽月,五洋捉鳖,易如反掌,唾手可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只能保护,不能挫伤。然而他们的缺点就正隐含在这种优点中。他们只看到玫瑰花的美,只闻到玫瑰花的香;他们却忘记了玫瑰花是带刺的,稍不留心,就会扎手。
那么,怎么办呢?我没有什么高招,我只有几句老生常谈:老年少年都要有自知之明,越多越好。老的不要“倚老卖老”,少的不要“倚少卖少”。后一句话是我杜撰出来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杜撰是正确的。老少之间应当互相了解,理解,谅解。最重要的是谅解。有了这个谅解,我们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有了保证。
1994年7月3日

八十述怀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活到80岁;如今竟然活到了80岁,然而又一点也没有80岁的感觉。岂非咄咄怪事!
我向无大志,包括自己活的年龄在内。我的父母都没有活过50;因此,我自己的原定计划是活到50。这样已经超过了父母,很不错了。不知怎么一来,宛如一场春梦,我活到了50岁。那里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流年不利,颇挨了一阵子饿。但是,我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正在德国,我经受了而今难以想象的饥饿的考验,以致失去了饱的感觉。我们那一点灾害,同德国比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我从而顺利地渡过了那一场灾害,而且我当时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于不知不觉中冲破了我原定的年龄计划,渡过了50岁大关。
50一过,又仿佛一场春梦似的,一下子就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我反思,不容我踟蹰。其间跨越了一个十年浩劫。我当然是在劫难逃,被送进牛棚。我现在不知道应当感谢哪一路神灵:佛祖、上帝、安拉;由于一个万分偶然的机缘,我没有走上绝路,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我不但没有感到特别高兴,反而时有悔愧之感在咬我的心。活下来了,也许还是有点好处的。我一生写作翻译的高潮,恰恰出现在这个期间。原因并不神秘:我获得了余裕和时间。在浩劫期间,我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后来不打不骂了,我却变成了“不可接触者”。在很长时间内,我被分配挖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没有以前的会议,没有以前的发言。没有人敢来找我,很少人有勇气同我谈上几句话。一两年内,没收到一封信。我服从任何人的调遣与指挥,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然而我的脑筋还在,我的思想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这时候译完的。“雪夜闭门写禁文”,自谓此乐不减羲皇上人。
又仿佛是一场缥缈的春梦,一下子就活到了今天,行年80矣,是古人称之为耄耋之年了。倒退二三十年,我这个在寿命上胸无大志的人,偶尔也想到耄耋之年的情况:手拄拐杖,白须飘胸,步履维艰,老态龙钟。自谓这种事情与自己无关,所以想得不深也不多。哪里知道,自己今天就到了这个年龄了。今天是新年元旦,从夜里零时起,自己已是不折不扣的80老翁了。然而这老景却真如古人诗中所说的“青霭入看无”,我看不到什么老景。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金色的朝阳从窗子里流了进来,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楼前的白杨,确实粗了一点,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时令正是冬天叶子落尽了,但是我相信,它们正蜷缩在土里,做着春天的梦。水塘里的荷花只剩下残叶,“留得枯荷听雨声”,现在雨没有了,上面只有白皑皑的残雪。我相信,荷花们也蜷缩在淤泥中,做着春天的梦。总之,我还是我,依然故我;周围的一切也依然是过去的一切……
我是不是也在做着春天的梦呢?我想,是的。我现在也处在严寒中,我也梦着春天的到来。我相信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话:“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梦着楼前的白杨重新长出了浓密的绿叶;我梦着池塘里的荷花重新冒出了淡绿的大叶子;我梦着春天又回到了大地上。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80”这个数目字竟有这样大的威力,一种神秘的威力。“自己已经80岁了!”我吃惊地暗自思忖。它逼迫着我向前看一看,又回头看一看。向前看,灰蒙蒙的一团,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长。确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不看也罢。
而回头看呢,则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这条路延伸出来,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这条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华,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红楼,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气而且大煞风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头禁子那一副牛头马面似的狞恶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缩住了,一直缩到我的脚下。
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我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掉一切,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回头看既然这样沉重,能不能向前看呢?我上面已经说到,向前看,路不是很长,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我现在正像鲁迅的散文诗《过客》中的一个过客。他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走来的,终于走到了老翁和小女孩的土屋前面,讨了点水喝。老翁看他已经疲惫不堪,劝他休息一下。他说,“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那边,西边是什么地方呢?老人说:“前面,是坟。”小女孩说:“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
我理解这个过客的心情,我自己也是一个过客,但是却从来没有什么声音催着我走,而是同世界上任何人一样,我是非走不行的,不用催促,也是非走不行的。走到什么地方去呢?走到西边的坟那里,这是一切人的归宿。我记得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里,也讲了这个意思。我并不怕坟,只是在走了这么长的路以后,我真想停下来休息片刻。然而我不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是非走不行。聊以自慰的是,我同那个老翁还不一样,有的地方颇像那个小女孩,我既看到了坟,也看到野百合和野蔷薇。
我面前还有多少路呢?我说不出,也没有仔细想过。冯友兰先生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88岁,“茶”是108岁。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是“相期以米”。这算不算是立大志呢?我是没有大志的人,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大志了。
我从前对穷通寿夭也是颇有一些想法的。十年浩劫以后,我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他的一首诗,我很欣赏: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我现在就是抱着这种精神,昂然走上前去。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绝不想成为行尸走肉。我知道,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
1991年1月1日

九十述怀
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对旧社会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到了今天,老百姓却创造了三句顺口溜:“七十小弟弟,八十多来兮,九十不稀奇。”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对我来说,却另有一番纠葛。我行年90矣,是不是感到不稀奇呢?答案是:不是,又是。不是者,我没有感到不稀奇,而是感到稀奇,非常地稀奇。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说过,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人,我不会说大话,不敢说大话,在年龄方面也一样。我的第一本账只计划活40岁到50岁。因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四十多岁,遵照遗传的规律,遵照传统伦理道德,我不能也不应活得超过了父母。我又哪里知道,仿佛一转瞬间,我竟活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进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颐进军了。这样一来,我能不感到稀奇吗?
但是,为什么又感到不稀奇呢?从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点不算太大的问题和腿脚不太灵便外,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写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倚马可待。待人接物,应对进退,还是“难得糊涂”的。这一切都同十年前,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前,没有什么两样。李太白诗:“高堂明镜悲白发。”我不但发已全白(有人告诉我,又有黑发长出),而且秃了顶。这一切也都是事实,可惜我不是电影明星,一年照不了两次镜子,那一切我都不视不见。在潜意识中,自己还以为是“朝如青丝”哩。对我这样无知无识、麻木不仁的人,连上帝也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会不感到不稀奇呢?
但是,我自己又觉得,我这种精神状态之所以能够产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教授年龄是60岁到70岁。可是,就我个人而论,在学术研究上,我的冲刺起点是在80岁以后。开了几十年的会,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政治运动,做过不知道多少次自我检查,也不知道多少次对别人进行批判,最后又经历了十年浩劫,“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白白地消磨过去了。如果不是造化小儿对我垂青,制止了我实行自己年龄计划的话,在我80岁以前(这也算是高寿了)就“遽归道山”,我留给子孙后代的东西恐怕是不会多的。不多也不一定就是坏事。留下一些不痛不痒,灾祸梨枣的所谓著述,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恐怕就要“另案处理”了。
在从80岁到90岁这个十年内,在我冲刺开始以后,颇有一些值得纪念的甜蜜的回忆。在撰写我一生最长的一部长达80万字的著作《糖史》的过程中,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然而,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视为奇观的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糖史》的写作完成以后,我又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中来,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我研究的对象变成了吐火罗文A方言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也不是一颗容易咬的核桃,非用上全力不行。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没有办法,只有时不时地向海外求援。现在虽然号称为信息时代,可是我要的消息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一时难以搜寻,我只有耐着性子恭候。舞笔弄墨的朋友,大概都能体会到,当一篇文章正在进行写作时,忽然断了电,你心中真如火烧油浇,然而却毫无办法,只盼喜从天降了,只能听天由命了。此时燕园旖旎的风光,对于我似有似无,心里想到的,切盼的只有海外的来信。如此又熬了一年多,《弥勒会见记剧本》英译本终于在德国出版了。
两部著作完了以后,我平生大愿算是告一段落。痛定思痛,蓦地想到了,自己已是望九之年了。这样的岁数,古今中外的读书人能达到的只有极少数。我自己竟能置身其中,岂不大可喜哉!
我想停下来休息片刻,以利再战。这时就想到,我还有一个家。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的港湾。我的家怎样呢?直白地说,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害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4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它们一点礼节都没有,一点规矩都不懂,时不时地爬上我的脖子,为所欲为,大胆放肆。有一只还专在我的裤腿上撒尿。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而且顾而乐之,让猫们的自由主义恶性发展。
我的家庭“成员”还不止这样多,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给我的乌龟。乌龟这玩意儿,现在名声不算太好,但在古代却是长寿的象征。有些人的名字中也使用“龟”字,唐代就有李龟年、陆龟蒙等等。龟们的智商大概低于猫们,它们绝不会从水中爬出来爬上我的肩头。但是,龟们也自有龟之乐,当我向它们喂食时,它们伸出了脖子,一口吞下一粒,它们显然是愉快的。可惜我遇不到惠施,他绝不会同我争辩,我何以知道龟之乐。

我的家庭“成员”还没有到此为止,我还饲养了5只大甲鱼。甲鱼,在一般老百姓嘴里叫“王八”,是一个十分不光彩的名称,人们讳言之。然而我却堂而皇之地养在大瓷缸内,一视同仁,毫无歧视之心。是不是我神经出了毛病?用不着请医生去检查,我神经十分正常。我认为,甲鱼同其他动物一样有生存的权利。称之为“王八”,是人类对它的诬蔑,是向它头上泼脏水。可惜甲鱼无知,不会向世界最高法庭上去状告人类,还要求赔偿名誉费若干美元,而且要登报声明。我个人觉得,人类在新世纪,新千年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恩格斯已经警告过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日益证明了恩格斯警告之正确与准确。在新世纪中,人类首先必须改恶向善,改掉乱吃其他动物的恶习。人类必须遵守宋代大儒张载的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甲鱼也看成是自己的伙伴,把大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征服的对象。这样一来,人类庶几能有美妙光辉的前途。至于对我自己,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放诞不经。如果真是的话,那就,那就——由它去吧。
再继续谈我的家和我自己。
我在十年浩劫中,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位倒行逆施的“老佛爷”,被打倒在地,被戴上了无数顶莫须有的帽子,天天被打,被骂。最初也只觉得滑稽可笑。但“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最后连我自己都怀疑起来了:“此身合是坏人未?泪眼迷离问苍天。”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坏;但在许多人眼中,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
然而,世事多变,人间正道。不知道是怎么一来,我竟转身一变成了一个“极可接触者”。我常以知了自比。知了的幼虫最初藏在地下,黄昏时爬上树干,天一明就蜕掉了旧壳,长出了翅膀,长鸣高枝,成了极富诗意的虫类,引得诗人“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了。我现在就是一只长鸣高枝的蝉,名声四被,头上的桂冠比“文革”中头上戴的高帽子还要高出多多,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脸红。其实我自己深知,我并没有那么好。然而,我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别人是不会相信的。这样一来,我虽孤家寡人,其实家里每天都是热闹非凡的。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天天到我家里来“打工”,处理我的杂务,照顾我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给我读报,读信,因为我眼睛不好。还有就是同不断打电话来或者亲自登门来的自称是我的“崇拜者”的人们打交道。学校领导因为觉得我年纪已大,不能再招待那么多的来访者,在我门上贴出了通告,想制约一下来访者的袭来,但用处不大,许多客人都视而不见,照样敲门不误。有少数人竟在门外荷塘边上等上几个钟头。除了来访者打电话者外,还有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而来的电视台的导演和记者,以及每天都收到的数量颇大的信件和刊物。有一些年轻的大中学生,把我看成了有求必应的土地爷,或者能预言先知的季铁嘴,向我请求这请求那,向我倾诉对自己父母都不肯透露的心中的苦闷。这些都要我那位“打工”的老同事来处理,我那位打工者此时就成了拦驾大使。想尽花样,费尽唇舌,说服那些想来采访,想来拍电视的好心和热心又诚心的朋友们,请他们稍安勿躁。这是极为繁重而困难的工作,我能深切体会。其忙碌困难的情况,我是能理解的。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都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作家、教授。我们彼此之间,除了真挚的感情和友谊之外,绝无所求于对方。我是相信缘分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缘分是说不明道不白的东西,但又确实存在。我相信,我同朋友之间就是有缘分的。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没见面时,总惦记着见面的时间,既见面则如鱼得水,心旷神怡;分手后又是朝思暮想,忆念难忘。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亲属,胜似亲属。有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得到的却不只是一个知己,而是一群知己。有人说我活得非常滋润。此情此景,岂是“滋润”二字可以了得!
我是一个呆板保守的人,秉性固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我绝不改变。一身卡其布的中山装,国内外不变,季节变化不变,别人认为是老顽固,我则自称是“博物馆的人物”,以示“抵抗”,后发制人。生活习惯也绝不改变。四五十年来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前后差不了5分钟。古人说“黎明即起”,对我来说,这话夏天是适合的,冬天则是在黎明之前几个小时,我就起来了。我5点吃早点,可以说是先天下之早点而早点。吃完立即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升天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总之一句话,能让人在精神境界中有所收益。我常常自己警告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绝不能白白把生命浪费掉。如果我有一天工作没有什么收获,晚上躺在床上就疚愧难安,认为是慢性自杀。爬格子有没有名利思想呢?坦白地说,过去是有的。可是到了今天,名利对我都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之所以仍然爬,是出于惯性,其他冠冕堂皇的话,我说不出。“爬格不知老已至,名利于我如浮云”,或可能道出我现在的心情。
你想到过死没有呢?我仿佛听到有人在问。好,这话正问到节骨眼上。是的,我想到过死,过去也曾想到死,现在想得更多而已。在十年浩劫中,在1967年,一个千钧一发般的小插曲使我避免了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从那以后,我认为,我已经死过一次,多活一天,都是赚的,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我真赚了个满堂满贯,真成为一个特殊的大富翁了。但人总是要死的,在这方面,谁也没有特权,没有豁免权。虽然常言道:“黄泉路上无老少”,但是,老年人毕竟有优先权。燕园是一个出老寿星的宝地。我虽年届九旬,但按照年龄顺序排队,我仍落在十几名之后。我曾私自发下宏愿大誓:在向八宝山的攀登中,我一定按照年龄顺序鱼贯而登,绝不抢班夺权,硬去加塞。至于事实究竟如何,那就请听下回分解了。

既然已经死过一次,多少年来,我总以为自己已经参悟了人生。我常拿陶渊明的四句诗当作座右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现在才逐渐发现,我自己并没能完全做到。常常想到死,就是一个证明,我有时幻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像朋友送给我摆在桌上的奇石那样,自己没有生命,但也绝不会有死呢?我有时候也幻想:能不能让造物主勒住时间前进的步伐,让太阳和月亮永远明亮,地球上一切生物都停住不动,不老呢?哪怕是停上十年八年呢?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认为我怕死怕得要命。绝不是那样。我早就认识到,永远变动,永不停息,是宇宙根本规律,要求不变是荒唐的。万物方生方死,是至理名言。江文通《恨赋》中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那是没有见地的庸人之举,我虽庸陋,水平还不会那样低。即使我做不到热烈欢迎大限之来临,我也绝不会饮恨吞声。
但是,人类是心中充满了矛盾的动物,其他动物没有思想,也就不会有这样多的矛盾。我忝列人类的一分子,心里面的矛盾总是免不了的。我现在是一方面眷恋人生,一方面却又觉得,自己活得实在太辛苦了,我想休息一下了。我向往庄子的话:“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就要自杀。自杀那玩意儿我绝不会再干了。在别人眼中,我现在活得真是非常非常惬意了。不虞之誉,纷至沓来;求全之毁,几乎绝迹。我所到之处,见到的只有笑脸,感到的只有温暖。时时如坐春风,处处如沐春雨,人生至此,实在是真应该满足了。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是这样惬意。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话对我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的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500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以为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我现在不时想到,自己活得太长了,快到一个世纪了。90年前,山东临清县一个既穷又小的官庄出生了一个野小子,竟走出了官庄,走出了临清,走到了济南,走到了北京,走到了德国;后来又走遍了几个大洲,几十个国家。如果把我的足迹画成一条长线的话,这条长线能绕地球几周。我看过埃及的金字塔,看到两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看过印度的泰姬陵,看到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以及国内外的许多名山大川。我曾住过总统府之类的豪华宾馆,会见过许多总统、总理一级的人物,在流俗人的眼中,真可谓极风光之能事了。然而,我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并不总是铺着玫瑰花的,有时也荆棘丛生。我经过山重水复,也经过柳暗花明;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曾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没有被接纳。终于曲曲折折,颠颠簸簸,坎坎坷坷,磕磕碰碰,走到了今天。现在就坐在燕园朗润园中一个玻璃窗下,写着《九十述怀》。窗外已是寒冬。荷塘里在夏天接天映日的荷花,只剩下干枯的残叶在寒风中摇曳。玉兰花也只留下光秃秃的枝干在那里苦撑。但是,我知道,我仿佛看到荷花蜷曲在冰下淤泥里做着春天的梦;玉兰花则在枝头梦着“春意闹”。它们都在活着,只是暂时地休息,养精蓄锐,好在明年新世纪,新千年中开出更多更艳丽的花朵。
我自己当然也在活着。可是我活得太久了,活得太累了。歌德暮年在一首著名的小诗中想到休息,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前方是什么地方呢?老翁看到的是坟墓,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我写《八十述怀》时,看到的是野百合花多于坟墓,今天则倒了一个个儿,坟墓多而野百合花少了。不管怎样,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我的步伐。冯友兰先生的“何止于米”,我已经越过了米的阶段。下一步就是“相期以茶”了。我觉得,我目前的选择只有眼前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并不遥远。等到我10年后再写《百岁述怀》的时候,那就离茶不远了。
2000年12月20日

老年谈老
老年谈老,就在眼前,然而谈何容易!
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自己有时候承认老,有时候又不承认,真不知道从何处谈起。
记得很多年以前,自己还不到六十岁的时候,有人称我为“季老”,心中颇有反感,应之逆耳,不应又不礼貌,左右两难,极为尴尬。然而曾几何时,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听得入耳了,有时甚至还有点甜蜜感。自己吃了一惊:原来自己真是老了,而且也承认老了。至于这个大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自己有点茫然懵然,我正在推敲而且研究。
不管怎样,一个人承认老是并不容易的。我的一位九十岁出头的老师有一天对我说,他还不觉得老,其他可知了。我认为,在这里关键是一个“渐”字。若干年前,我读过丰子恺先生一篇含有浓厚哲理的散文,讲的就是这个“渐”字。这个字有大神通力,它在人生中的作用绝不能低估。人们有了忧愁痛苦,如果不渐渐地淡化,则一定会活不下去的。人们逢到极大的喜事,如果不渐渐地恢复平静,则必然会忘乎所以,高兴得发狂。人们进入老境,也是逐渐感觉到的。能够感觉到老,其妙无穷。人们渐渐地觉得老了,从积极方面来讲,它能够提醒你:一个人的岁月绝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应该抓紧时间,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做好,免得无常一到,后悔无及。从消极方面来讲,一想到自己的年龄,那些血气方刚时干的勾当就不应该再去硬干。个别喜欢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或许也能收敛一点。老之为用大矣哉!
我自己是怎样对待老年呢?说来也颇为简单。我虽年届耄耋,内部零件也并不都非常健全;但是我处之泰然,我认为,人上了年纪,有点这样那样的病,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如果年老了,硬是一点病都没有,人人活上二三百岁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今日狂呼“老龄社会”者,恐怕连嗓子也会喊哑,而且吓得浑身发抖,连地球也会被压塌的。我不想做长生的梦。我对老年,甚至对人生的态度是道家的。我信奉陶渊明的两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这就是我对待老年的态度。
看到我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好多人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我的答复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相信秘诀的人,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比如,吃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因为据说蛋黄胆固醇高;动物内脏绝不入口,同样因为胆固醇高。有的人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用的刀子还要消毒,不在话下;削了皮以后,还要消一次毒,此时苹果已经毫无苹果味道,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从前有一位化学系的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每月饭费超过别人10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之乐呢?如果再戴上放大百倍的显微镜眼镜,则所见者无非细菌,试问他还能活下去吗?
至于我自己呢,我绝不这样做,我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凡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辅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脑勤我认为尤其重要。如果非要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那么我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二十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可是偏有一些排在我后面的比我年轻的人,风风火火,抢在我前面,越过排头,登上山去。我心里实在非常惋惜,又有点怪他们,今天我国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0岁,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你们正在精力旺盛时期,为国效力,正是好时机,为什么非要抢先登山不行呢?这我无法阻拦,恐怕也非本人所愿。不过我已下定决心,绝不抢先加塞。
不抢先加塞活下去目的何在呢?要干些什么事呢?我一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不是为了吃饭。到了晚年,更是如此。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对人民对祖国都还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利”是大是小。我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同时还要再给国家培养一些人才。我仍然要老老实实干活,清清白白做人;绝不干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要尽量多为别人着想,少考虑自己的得失。人过了80,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绝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
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但是我还想借这个机会发点牢骚。我在上面提到“老龄社会”这个词儿。这个概念我是懂得的,有一些措施我也是赞成的。什么干部年轻化,教师年轻化,我都举双手赞成。但是我对报纸上天天大声叫嚷“老龄社会”,却有极大的反感。好像人一过60就成了社会的包袱,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我看有点危言耸听,不知道用意何在。我自己已是老人,我也观察过许多别的老人。他们中游手好闲者有之,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有之,天天提鸟笼持钓竿者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这只是少数,并不是老人的全部。还有不少老人虽然已经寿登耄耋,年逾期颐,向着米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难道这样一些人也算是社会的包袱吗?我倒不一定赞成“姜是老的辣”这样一句话。年轻人朝气蓬勃,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在,让他们登上要路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老年人也不必天天絮絮叨叨,耳提面命:“你们已经老了!你们已经不行了!对老龄社会的形成你们不能辞其咎呀!”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呢?随着生活的日益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还要提高,将来老年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还要提高。即使你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你也没有法子改变。听说从前钱玄同先生主张,人过40一律枪毙。这只是愤激之辞,有人作诗讽刺他自己也活过了40而照样活下去。我们有人老是为社会老龄化担忧,难道能把60岁以上的人统统赐自尽吗?老龄化同人口多不是一码事。担心人口爆炸,用计划生育的办法就能制止。老龄化是自然趋势,而且无法制止。既然无法制止,就不必瞎嚷,这是徒劳无益的。我总怀疑,“老龄化”这玩意儿也是从外国进口的舶来品。西方人有同我们不同的伦理概念。我们大可以不必东施效颦。质诸高明,以为如何?
牢骚发完,文章告终,过激之处,万望包容。
1991年7月15日

养生无术是有术
黄伟经兄来信,为《羊城晚报·健与美副刊》向我索稿。他要我办的事,我一向是敬谨遵命的,这一次也不能例外。但是,健美双谈,我确有困难。我老态龙钟,与美无缘久矣,美是无从谈起了。至于健嘛,却是能谈一点的。
我年届耄耋,慢性病颇有一些。但是,我认为,这完全符合规律,从不介意。现在身躯顽健,十里八里,抬腿就到。每天仍工作七八个小时,论文每天也能写上几千字,毫不含糊。别人以此为怪,我却颇有点沾沾自喜。小友粟德金在ChinaDaily上写文章,说我有点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说到了点子上。我虽忘记了年龄,但却没有忘乎所以,胡作非为。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总要问我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我的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我有一个“三不主义”,这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这需要解释一下。所谓“不锻炼”,绝不是一概反对体育锻炼,我只是反对那些“锻炼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天地,一锻炼也,人生,一锻炼也。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工作。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时间。如果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这有什么意义呢?至于“不挑食”,那容易了解。不管哪一国的食品,只要合我的口味,我张嘴便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见鬼去吧。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拣,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黄,吃肉不吃内脏,结果胆固醇反而越来越高。我的胆固醇从来没有高过,人皆以为怪,其实有什么可怪呢?至于“不嘀咕”,上面讲的那些话里面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我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而愁眉苦脸。有的人无病装病,有的人无病幻想自己有病。我看了十分感到别扭,感到腻味。
我是陶渊明的信徒。他的四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我这一篇短文的题目是:养生无术是有术。初看时恐怕有点难解。现在短文结束了,再回头看这个题目,不是一清二楚了吗?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1993年11月26日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20世纪的开始。但是,时至今日,再有7年,21世纪就来临了。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可以说是与20世纪共始终了,因此我有资格写“我与中国20世纪”。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20世纪长达90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依赖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两个月零4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清朝遗少”。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们仍然高踞宝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
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义”施财,忘乎所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
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终天!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11个。有6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5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5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终于离开了家,当年我6岁。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的。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绝不会大。我今天的路怎样呢?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阳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概难言矣!
离开故乡时,我的心镜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一时走了运、立刻又垮下来的农村家庭的残影。
到了济南以后,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不用说别的,单说见到济南的山,就让我又惊又喜。我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

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一切都比较顺利。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上流行的。无巧不成书,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只举行一次口试,教员写了一个“骡”字,我认识,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则派进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这就叫做人生!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却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我这一根季家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诗书传家。《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他都认为是“闲书”,绝对禁止看。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爱看的偏是这些书。中国旧小说,包括《金瓶梅》、《西厢记》等等几十种,我都偷着看了个遍。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谊时,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连《左传》等都念。回家后,吃过晚饭,立刻又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深夜。这样天天连轴转,也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相信“中学为体”,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为用”呢?这一点我说不清楚。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崇洋”,“媚外”则不见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显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去念书。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员王玉先生,英文教员尤桐先生、刘先生和杨先生,数学教员王先生,史地教员祁蕴璞先生,伦理学教员鞠思敏先生(正谊中学校长),伦理学教员完颜祥卿先生(一中校长),还有教经书的“大清国”先生(因为诨名太响亮,真名忘记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这些教员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学校环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
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在小学和初中时,成绩不能算坏,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样钓鱼、摸虾。到了高中,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了王玉先生的表扬,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课程考个高分并不难,只需稍稍一背,就能应付裕如。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个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样被别人一指,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从此认真注意考试名次,再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振。
在这一段时间内,外界并不安宁。军阀混乱,鸡犬不宁。直奉战争、直皖战争,时局瞬息万变,“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一年山大祭孔,我们高中学生受命参加。我第一次见到当时的奉系山东土匪督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穿着长袍、马褂,匍匐在地,行叩头大礼。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眼前。
到了1928年,蒋介石假“革命”之名,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从广东北伐,有共产党的协助,以雷霆万钧之力,一路扫荡,宛如劲风卷残云,大军占领了济南。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济南,酿成了有名的“五卅惨案”。高中关了门。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中照出来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维新的教育再加上军阀混战。
日寇占领了济南,国民党军队撤走。学校都不能开学。我过了一年临时亡国奴生活。
此时日军当然是全济南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统治者。同一切非正义的统治者一样,他们色厉内荏,十分害怕中国老百姓,简直害怕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临大敌,常常搞一些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去搜查。我们一听到日军到附近某地来搜查了,家里就像开了锅。有人主张关上大门,有人坚决反对。前者说:不关门,日本兵会说:“你怎么这样大胆呀!竟敢双门大开!”于是捅上一刀。后者则说:关门,日本兵会说:“你们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不然的话,皇军驾到,你们应该开门恭迎嘛!”于是捅上一刀。结果是,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又关上,如坐针毡,又如热锅上的蚂蚁。此情此景,非亲身经历者,是绝不能理解的。
我还有一段个人经历。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个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
1929年,日军撤走,国民党重进。我在求学的道路上,从此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此时,北园高中关了门,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我没有考试,就入了学。
校内换了一批国民党的官员,“党”气颇浓,令人生厌。但是总的精神面貌却是焕然一新。最明显不过的是国文课。“大清国”没有了,经书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话。国文教员大多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新文学家。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烈士。他很少讲正课,每一堂都是宣传“现代文艺”,亦名“普罗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为兴奋,公然在宿舍门外摆上桌子,号召大家参加“现代文艺研究会”。还准备出刊物,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现代文艺的使命》,里面生吞活剥抄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句。译文像天书,估计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却堂而皇之地写成了。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国民党通缉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后就被国民党杀害。我的革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鲁迅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了一本《争自由的波浪》,有鲁迅写的序。不知道怎样一来,我写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发现了我的写作“天才”,认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点飘飘然,是很自然的。到现在,在60年漫长的过程中,不管我搞什么样的研究工作,写散文的笔从来没有放下过。写得好坏,姑且不论。对我自己来说,文章能抒发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悦,缓解我的愤怒,激励我的志向。这样的好处已经不算少了。我永远怀念我这位尊敬的老师!
在这一年里,我的心镜照出来的仿佛是我的新生。
1930年夏天,我们高中一级的学生毕了业。几十个举子联合“进京赶考”。当时北京的大学五花八门,国立、私立、教会立,纷然杂陈。水平极端参差不齐,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大与清华,两个“国立”大学。因此,全国所有的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这两所大学就仿佛变成了龙门,门槛高得可怕。往往几十人中录取一个。被录取的金榜题名,鲤鱼变成了龙。我来投考的那一天,有一个山东老乡已经报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孙山。这一年又同我们报考,也就是第六次,结果仍然榜上无名。他神经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漫游了7天,才清醒过来。他从此断了大学梦,回到了山东老家,后不知所终。
我当然也报了北大与清华。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的是,我只报这两个学校,仿佛极有信心——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样多,几乎是本能地这样干了——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报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成千,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在旧中国,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实际上就是英语)授课。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实,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在本系中国教授中,叶公超先生教我们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要学习竹林七贤,给我没有留下好印象。吴宓先生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此时政局是非常紧张的。蒋介石在拼命“安内”,日军已薄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更不在话下。“九一八”后,我也曾参加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我们满腔热血,结果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这几年,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就煞费苦心。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收学费40元;但这只是一种形式,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不收宿费,膳费每月6块大洋,顿顿有肉。即使是这样,我也开支不起。我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恐怕只有我一个,视若“县宝”,每年津贴我50元。另外,我还能写点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就能够大大地减轻。我就这样在颇为拮据的情况中度过了4年,毕了业,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过一张相,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离开学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月薪大洋160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大概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我就被认为是文学家,而文学家都一定能教国文,这就是当时的逻辑。这一举真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我是学西洋文学的,高中国文教员我当得了吗?何况我的前任是被学生“架”(当时学生术语,意思是“赶”)走的,足见学生不易对付。我去无疑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无异于跳火坑。我左考虑,右考虑,终于举棋不定,不敢答复。然而,时间是不饶人的。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最后我咬了咬牙,横下了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
于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国文教员。校长待我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颇融洽。但是同行的国文教员对我却有挤对之意。全校3个年级,12个班,4个国文教员,每人教3个班。这就来了问题:其他3位教员都比我年纪大得多,其中一个还是我的老师一辈,都是科班出身,教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他们却每人教一个年级的3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我教3个年级剩下的那个班,备课有3个头,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这一年里,收入虽然很好(160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3200元相当),心情却是郁闷。眼前的留学杳无踪影,手中的饭碗飘忽欲飞。此种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我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了。
然而,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我当时的现实是:亲老,家贫,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歧路口上。何去何从?难以决定。这个歧路口,对我来说,意义真正是无比地大。不向前走,则命定一辈子当中学教员,饭碗还不一定经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则会是另一番境界。“马前桃花马后雪,教人怎敢再回头?”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经过了细致的家庭协商,决定了向前迈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过来了。
我于是在1935年夏天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出国手续,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万里投荒第二人。
在这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出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照见的是:蒋介石猖狂反共,日本军野蛮入侵,时局动荡不安,学生两极分化,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
马前的桃花,远看异常鲜艳,近看则不见得。
我在柏林待了几个月,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终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国“流学”。这些高级“衙内”看不起我,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与他们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离开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从此以后,在这里一住就是7年,没有离开过。
德国给我一月120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手中几乎没有余钱。同官费学生一个月800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阮囊羞涩”,二则珍惜寸阴,想多念一点书。
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但是,学习什么呢?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文,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但是,在这方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8年拉丁文,6年希腊文。我心里彷徨起来。
到了1936年春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我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开的梵文初学课,我狂喜不止。在清华时,受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影响,就有志于梵学。但在当时,中国没有人开梵文课,现在竟于无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选了梵文课。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道路。
1937年,我的奖学金期满。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文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这情况一直继续到194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战争初期阶段,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对我则是一个打击。他们每胜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积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最初生活并没有怎样受到影响。慢慢地肉和黄油限量供应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应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应了。在不知不觉中,生活的螺丝越拧越紧。等到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时,这螺丝已经拧得很紧很紧了,但是除了极个别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没有听到老百姓说过一句怨言。德国法西斯头子统治有术,而德国人民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民族,对我来说,简直像个谜。
后来战火蔓延,德国四面被封锁,供应日趋紧张。我天天挨饿,夜夜做梦,梦到中国的花生米。我幼无大志,连吃东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壮志的人,梦到的一定是燕涎、鱼翅,哪能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只梦到花生米呢?饿得厉害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饿鬼地狱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个吞下去。
我仍然继续念书和教书。除了挨饿外,天上的轰炸最初还非常稀少。我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此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Prof.E.Sieg(西克)替他上课。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读通了吐火罗文,名扬全球。按岁数来讲,他等于我的祖父。他对我也完全是一个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戏都传给我:印度古代语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见,一定要教我吐火罗文。我乘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机,通过了口试,布劳恩口试俄文和斯拉夫文,罗德尔口试英文。考试及格后,仍在西克教授指导下学习。我们天天见面,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送他回家。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

我当然怀念我的祖国,怀念我的家庭。此时邮政早已断绝。杜甫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却是“烽火连三年,家书抵亿金”。事实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这大大地加强我的失眠症,晚上吞服的药量,与日俱增,能安慰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此时英美的轰炸已成家常便饭,我就是在饥饿与轰炸中写成了几篇论文。大学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当了兵。过了没有多久,男生有的回来了,但不是缺一只手,就是缺一条腿。双拐击地的声音在教室大楼中往复回荡,形成了独特的合奏。
到了此时,前线屡战屡败,法西斯头子的牛皮虽然照样厚颜无耻地吹,然而已经空洞无力,有时候牛头不对马嘴。从我们外国人眼里来看,败局已定,任何人也回天无力了。
德国人民怎么样呢?经过我十年的观察与感受,我觉得,德国人不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音乐家、大科学家,近代哪一个民族也比不上。而且为人正直、淳朴,各个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在政治上,他们却是比较单纯的,真心拥护希特勒者占绝大多数。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极端诬蔑中国人,视为文明的破坏者。按理说,我在德国应当遇到很多麻烦。然而,实际上,我却一点麻烦也没有遇到。听说,在美国,中国人很难打入美国人社会。可我在德国,自始至终就在德国人社会之中,我就住在德国人家中,我的德国老师,我的德国同学,我的德国同事,我的德国朋友,从来待我如自己人,没有丝毫歧视。这一点让我终生难忘。
这样一个民族现在怎样看待垂败的战局呢?他们很少跟我谈论战争问题,对生活的极端艰苦,轰炸的极端野蛮,他们好像都无动于衷,他们有点茫然、漠然。一直到1945年春,美国军队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彻底完蛋了,德国人仍然无动于衷,大有逆来顺受的意味,又仿佛当头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点昏昏然、懵懵然。
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持续了6年,现在终于闭幕了。我在惊魂甫定之余,顿时想到了祖国,想到了家庭,我离开祖国已经10年了,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了祖国对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召唤。几经交涉,美国占领军当局答应用吉普车送我们到瑞士去。我辞别德国师友时,心里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双手发颤,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我连头也不敢回,眼里流满了热泪。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她儿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个人。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样过呀!离开她时,我也是头也没有敢回,含泪登上美国吉普。我在心里套一首旧诗想成了一首诗:
留学德国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旧邦。
无端越境入瑞士,
客树回望成故乡。
这10年在我的心镜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统治,极端残酷的世界大战,游子怀乡的残影。
1945年10月,我们到了瑞士。在这里待了几个月。1946年春天,离开瑞士,经法国马赛,乘为法国运兵的英国巨轮,到了越南西贡。在这里待到夏天,又乘船经香港回到上海,别离祖国将近十一年,现在终于回来了。
此时,我已经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我写信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根旧友夏伦教授,谢绝了剑桥之聘,决定不再回欧洲。同家里也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婶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华,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努力苦撑了11年,我们这个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来。
当时正值第二次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在南京曾叩见过陈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来到了暌别11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叶满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阴法鲁先生到车站去接我们,把我暂时安置在北大红楼。第二天,会见了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学规定,得学位回国的学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在南京时傅斯年先生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能到北大来,我已经心满意足,焉敢妄求?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大概只有个把礼拜,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年35岁。当副教授时间之短,我恐怕是创了新纪录。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积极述作,庶不负我的老师和师辈培养我的苦心!
此时的时局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剥掉自己的一切画皮,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套银元券、金圆券之类的花样,毫无用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美元,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大头时,心里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在学生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国民党垂死挣扎,进步学生猛烈进攻。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是清华园。我住在红楼,有几次也受到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纠集的天桥流氓等闯进来捣乱的威胁。我们在夜里用桌椅封锁了楼口,严阵以待,闹得人心惶惶,我们觉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败的东西终究会灭亡的,这是一条人类和大自然中进化的规律。1949年春,北平终于解放了。
在这三年中,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两截的话,我习惯的说法是,前一截是旧社会,共38年。后一截是新社会,年数现在还没法确定,我一时还不想上八宝山,我无法给我的一生画上句号。
为什么要分为两截呢?一定是认为两个社会差别极大,非在中间划上鸿沟不行。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别的比我年老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我不了解。至于我自己,我当时才40岁,算是刚刚进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我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都觉得异常别扭,他可知矣。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的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对我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10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但是,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革命,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与性命来保卫领袖。
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
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除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说不出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会儿山重水复,一会儿柳暗花明,走过了漫长的30年。
解放初期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这样虔诚的信徒,还有不少,但是也有想蒙混过关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父母不少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方,他就号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结果如何,就不用说了。
跟着来的是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胡适、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后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事件。胡风本人以外,被牵涉到的人数不少,艺术界和学术界都有。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反革命的运动,自杀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甘愿做轮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潮。从规模上来看,从声势上来看,从涉及面之广来看,从持续时间之长来看,都无愧是空前的。
…………
当时究竟划了多少右派,确数我不知道。听说右派是有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说出了不少笑话。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一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
到了1958年,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运动逐渐接近了尾声。但是,车不能停驶,马不能停蹄,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抓,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后者主要是针对学校里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是与代表前进、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红”相对立的。大学里和中国科学院里一些“资产阶级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则表现在大炼钢铁上。至于人民公社,则好像是兼而有之。“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大炼钢铁实际上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全国人民响应号召,到处搜捡废铁,加以冶炼,这件事本来未可厚非。但是,废铁捡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内,砸成“废铁”,回炉冶炼。全国各地,炼钢的小炉,灿若群星,日夜不熄,蔚为宇宙伟观。然而炼出来的却是一炉炉的废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粮食丰收,大家敞开肚皮吃饭。个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饭。有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全国人民起来打之。把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到几万斤。各地竞相弄虚作假,大放“卫星”。有人说,如果亩产几万斤,则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跟着来的是三年灾害。真是“自然灾害”吗?今天看来,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饿。我在德国挨过5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当务之急当然是反左。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来了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乱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
据我看,社教运动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现在就把这两场运动摆在一起来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是试点,先走了一步,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与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北京市委进行了干预,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被批的校领导平反,这里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参加完了国际饭店会议,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在这里我们真成了领导了,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当时农民每日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工资是四五百,这样放了出去,怕农民吃惊。时隔30年,到了今天,再到农村去,我们工资的数目是不肯说,怕说出去让农民笑话。抚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钟声。所谓“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认识,我在南口村无意中说了出来。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记在心。后来在“文革”中,这位高足原形毕露。为了出人头地,颇多惊人之举,比如说贴口号式的大字报,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轰动。他对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我于1966年6月4日奉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个阶段,是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次运动又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虽不敢以“学术权威”自命,但是,说自己是资产阶级,我则心悦诚服,毫无怨言。尽管运动来势迅猛,我没有费多大力量就通过了。
后来,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头子就是那位所谓写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老佛爷”。此人是有后台的,广通声气,据说还能通天,与江青关系密切。她不学无术,每次讲话,必出错误;但是却骄横跋扈,炙手可热。此时她成了全国名人,每天到北大来“取经”朝拜的上万人,上十万人。弄得好端端一个燕园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随着运动的发展,北大逐渐分了派。“老佛爷”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抓掌大权的“当权派”。它的对立面叫“井冈山”,是被压迫的。两派在行动上很难说有多少区别,都搞打、砸、抢,都不懂什么叫法律。上面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我越过第一阵强烈的风暴,问题算是定了。我逍遥了一阵子,日子过得满惬意。如果我这样逍遥下去的话,太大的风险不会再有了。我现在无异是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这是常态;但是有时候我胆子又特别大。在我一生中,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几次,这是变态。及今思之,我这个人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就表现在变态上。这种变态在“文化大革命”又出现过一次。
在“老佛爷”仗着后台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时候,校园里残暴野蛮的事情越来越多。抄家,批斗,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胆造谣言,以致发展到用长矛杀人,不用说人性,连兽性都没有了。我认为这不符合群众路线,不符合什么人的“革命路线”。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我又发了牛脾气,自己跳了出来,其中危险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里写过:“为了保卫什么人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这完全是真诚的,半点虚伪也没有。
同时,我还有点自信:我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没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我怀着冒险、侥幸又还有点自信的心情,挺身出来反对那一位“老佛爷”。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来”的。
没想到,也可以说是已经想到,这一跳就跳进了“牛棚”。我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我起来在太岁头上动土,“老佛爷”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被抄家,被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我并不是那种豁达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时被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决心既下,我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我把历年积攒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了与我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一眼,刚准备出门跳墙逃走,大门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了。这真正是千钧一发呀!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奇怪。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异化”为“非人”。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梦,我怀拥“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个崇拜对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所有这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神圣的东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认,我这几个崇拜对象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于我衷心拥护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则另是一码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四人帮”垮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时间并不太长,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全国人民眼前,全国知识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讲述了解放后四十多年来的遭遇和感受。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里照出来的是运动,运动,运动;照出来的是我个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遭遇;照出来的是我个人由懵懂到清醒的过程;照出来的是全国人民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深渊岸边回头走向富庶的转机。
我在20世纪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过7年,这一世纪这一千纪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世纪。我心里这一面镜子照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富于变化的,五花八门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见了阳关大道,也照见了独木小桥;它既照见了山重水复,也照见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证我这一面心镜绝对通明锃亮,但是我却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实际的。
我揣着这一面镜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20世纪呢?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我的一生呢?呜呼,慨难言矣!慨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
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1993年2月17日

后记——季羡林散文之美
季羡林先生今年已95高龄了。作为曾多年受惠于先生道德文章恩泽的我来说,替先生高兴之余,总想为先生做点什么。这一想法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思想不谋而合。他们在征得季羡林先生的首肯与李玉杰女士的支持以后,委托庄伟女士到天津与我商谈该书的策划方案,并由我来完成此事。我感到荣幸与激动并欣然应允。在我六十甲子之年为季先生做成此事,真的心满意足又如愿以偿了。
出版社的编辑思想是希望采取分章编辑的方式,将季羡林先生不同时期所写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与人生回忆的文章以“我的人生感悟”为名,汇集整理成书,内容侧重于“人生”二字,以指导当今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美好的人生理想。在通读了季先生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章和书籍之后,我以“修身”、“治学”、“寄情”、“旷达”为题,对先生的这些文字进行了编排,感到其中表现出博大精深的知识领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大度包容的道德修养等,都堪称是对当前社会人心浮躁、道德流失、行为失范等现象的一种反拨,也是对现在有些年轻人恶劣低俗的生活情趣、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等的一种鞭笞和挞伐。阅读先生的“人生感悟”,真有一种如大旱云霓般的渴望、如醍醐灌顶般的豁然。
《我的人生感悟》里所收的都是季羡林先生有感而发所写的具有文学性的文章,应归入散文类。这些文人散文无论是回忆往事、记述师友,还是写物抒情、感时言志,篇篇都洋溢着至深的真情,字字都流露出推敲的匠心,因此感人肺腑。而行文之优美、运笔之轻松,又令人爱不释手。这些以真人真事为题材,以真情真意为蕴涵的散文并不刻意追求情节的完整与结构的清晰,而以篇幅不等、形式自由,表现出不拘一格的灵性,彰显季先生的精神人格。
《我的人生感悟》里的散文不仅让人看到的是作为散文家的季羡林,而且让人发现了一个学者活的灵魂。这些散文思想厚重而文字轻灵,集史、识、才、情于一体,堪称“老生派”散文的杰作。他以自身亲历过的事情,感受过的情愫,高度概括与浓缩了自己九十余年漫长的人生苦旅中,那些最为刻骨铭心的生存体验与人生感悟。由于他的学者经历,这部散文集超越了个人生活史记录,具有对人生、社会深度思考后的一种人文精神,表现出20世纪一代知识分子生存档案的性质。从一个学者的人生个案,人们发现的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批老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正如《牛棚杂忆》封面上所写的:“这是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他曾在“文革”中被“革命”小将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文革”后他否极泰来,获得身心的双重解放。八十多岁的耆老之人回味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太多的遗憾和困惑油然而生。
季先生以充分的自觉、自察和自省精神,将真实的自我展现给世人。他无意将自己刻画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正人君子”,一个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的“圣人”,而是以生活的原生态写出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复杂的、多面体的现实中人。在《牛棚杂忆》“自序”中他写道:“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否,否,绝不是的。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这种诚实和坦荡,使得他的散文无不充满学者的理性判断和正义感。散文中的这种生活真实并不以暴露隐私为代价,也不为牺牲自我而哗众取宠,那是一种学者要为表现生命价值追求、一种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所进行的灵魂考问,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特征在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季先生描写自己个人化生活境遇的过程中,有许多记忆碎片是写受屈辱受迫害情景的,但人们看到的不是个人的悲戚与哀怒,而是国家和人民遭受的不幸与耻辱。因此,当他从容不迫追寻往事时,他已处于另一更高层的生命境界中,有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占位高度,这是一种超越了个人视野与社会场景的叙述,已具有了人类普遍意义的追寻。季先生在《牛棚杂忆》“自序”中明白、透彻地写道:“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何等的明智、何等的高瞻远瞩啊这种写作理念无疑更多地属于像季先生一类学者型的散文家所特有。他们对于社会现实和世界未来的忧虑和觉悟,也使他们自身完成了一场自我的“炼狱”,形成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义愤填膺式的叙述表达,这也是季先生最闪光的叙述之一。
《我的人生感悟》中的散文,不仅表达了季先生学者型散文家的思想探索,也反映出一个智者那种寄情明志的磊落,那种以史为鉴的达观。散文中含蓄深邃的哲理思辨、无穷的韵味,都使人感到一种睿智的生命律动和历史沧桑所引起的感动。它来自散文中那些丰富人生感受所给人的启迪与开悟,来自个人传奇性的曲折生命史与人民苦难史重合的惊讶,更来自面对逆境、直面人生的那种浃于骨髓的精神高度与人格魅力。季先生不需要英雄的评价,但深入分析考察他的散文,其思想品格和文化立场异常鲜明,透过柔弱的表象凸显的是智者的坚定。其生命意识由于杂糅了民族的基因而表现出如此强烈的韧性,其思维方式也因为融入了智慧而形成一种对生命追求的执著,他的散文写作不会缺少睿智的思考。

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散文集《二月兰》中,就不乏睿智思考和悟性所得。《夹竹桃》一文从对夹竹桃婉美动人的回忆,到涂上一层绚丽夺目的中缅人民友谊的色彩,使作者爱得更合情合理。《怀念西府海棠》从十年浩劫中被砍伐的西府海棠联想到“一切美好的花木,也像某一些人一样,被打翻在地,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西府海棠被赋予了人的生命,而和作者惺惺相惜。《二月兰》一文由作者对燕园里的二月兰的关注之情、欣赏之意,发展到“我一下子清晰地意识到,原来这种十分平凡的野花竟在我的生命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我自己也有点吃惊了”。身为目前中国学术界屈指可数的几位学术大师,季先生对自己仍然有清醒的认识。在《新年抒怀》中自我解剖说:“自己绝非什么天才,我自己评估是一个中人之才。如果自己身上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自己是勤奋的,这一点差堪自慰。”多么理智的判断,多么明智的表述,其中既无矫情,也无虚伪,令人感佩。
季先生散文中流露出不少的智者之思,悟者之思。他自身修行历练成一种智者的思想方法和文化底蕴,他经常从细微之处入手,以独特的视角评析、判断现实生活细节中的是与非,其所用之笔是如此的轻快准确,如此的驾轻就熟。恰到好处、实事求是的判断使他能以一个普通人难以觉察到的角度去审视现实中的细部,使人们通过他的智慧之笔发现生活之美,触摸鲜活的灵魂。身为智者的季先生在当前文化快餐充斥的情况下,敢为天下先,于默默无闻中,用如椽之笔为人们开启了一扇扇智慧之窗,从中透出的使人驻足观望、凝神思考的圣洁之光,毫无折射地射入人们的心田。
《我的人生感悟》有不少自己的人生体验,写出来颇似老人的谆谆教诲,不温不火,一派仁者风范,因此又可说是仁者的散文。仁者似的评价对季先生而言颇为恰当。他的散文具有“老生派”性格化散文的特点,虽处尘世,但充满了宁静、淡泊、肃穆、安详的气氛。散文中既没有显山露水的抒情言志,也没有剑拔弩张的激动情怀,只有光风霁月般的温柔,在温文尔雅中流露出明辨是非的骨耿与率直。他竭力以一颗对生活无比虔诚的心在当下环境中去寻觅那些被时间、世俗磨损而且遮蔽了的生命美感和生活诗意,以明察秋毫的目光去审视历史的瞬间所呈现的彩虹之美,这种宽广的胸怀,超脱的精神,铸就了仁者的大仁大义,一派长者之风。
季先生的《八十述怀》一文颇有代表性。在文中他不仅惟妙惟肖地描写了自己春梦般滑到80岁耄耋之年时的那种心态,而且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顺应自然规律的乐观气度;他以曾多次引用的陶渊明《神释》一诗的最后4句结束全篇:“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在“大化”之中,即在大自然万世万物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喜不惧,生死面前无所畏惧。这是仁的精神,也是仁者的情怀。季先生也不乏仁者之爱,在《九十述怀》一文中,他宽厚地写道:“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升天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民,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面对当前人心太多的不古,太多的功利心,90高龄的老人还能想到以自己的劳动让别人有所收益,这种境界怎能说不是仁者仁爱精神的体现。
季先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评价自己的一生时说:“我虽遭逢过大大小小的灾难,像十年浩劫那样中国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蛮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灾难,我也不幸——也可以说是有‘幸’——身逢其盛,几乎把一条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自己赶上了许多意外的机遇。”这里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自我哀乐,只有超越历史变迁,超越时空变换的视域,站在理性和超然物外的立场去看待众多的不幸与有幸,以仁者之心对待身边的事物。他的人生况味可说是人生百味,他的人生体验已超出了七情六欲。这一切终于成就了一个仁者的人生苦旅。
《我的人生感悟》中的散文有优美的抒情,有舒缓的叙述,娓娓道来的随意性却颇具匠心。作者的写作心态平和,寓含褒贬却不直言,形成含而不露、婉而多讽、皮里阳秋的写作特色。季先生散文的抒情性源于文中所蕴涵的深邃思想和老道的语言表达。无论是散文的内容和形式都给人一种随手拈来,天然去雕饰之美,因此颇有随笔特色,信笔而写,不拘一格。这种作者个体的思想以反思、记忆方式表达出来,会形成当前文坛一种社会集体记忆、叙述的方式。随笔的随意、漫不经心,实则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它虽然是作者心灵最大限度的敞开,但却构筑在社会公众的认同与共鸣上。它依赖于个体生命的张力自由闭合,却延伸至芸芸众生可能生活的各个领域,将个体记忆碎片连缀成社会全景。季先生所显示的个人人生踪迹,通过春秋笔法将自己的判断播扬给他人,调动起广泛的社会记忆。人们从这种随意叙述中感受到被引领而进入审美层次的喜怒哀乐。
《赋得永久的悔》是一篇哀而不伤的佳作。季先生将自己永久的悔定位于:“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他用平铺直叙的笔调写出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在回忆家乡清贫生活时的那种淡淡的哀愁,透过回忆、思念母亲的真情,流露出缺乏母子亲情的那种遗憾。这篇情真意切的回忆性随笔于1997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给季先生带来著名散文家的荣誉。和这篇散文性质相近的是《迈耶一家》,写的是季先生留德期间和一家邻居的情感纠葛,其中对亲情和恋情的描写既有欧洲自由、平等、博爱的风气,也有中华文化伦理道德的韵味。一对老夫妇俩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其中大女儿因为常常为他的论文稿打字而对他很好。他在日记中写道:“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当时已婚的季先生无力接受这份爱,当生命无法承受爱情之重时,他写得很轻松,但心中的复杂情感肯定是难以言说的。这是季先生所有怀念与回忆文字中唯一一次写到和异性的恋情。
在《哭冯至先生》一文中,作者挥洒自如地倾诉了自己与冯至先生多年的情谊,惆怅中夹杂着苦涩和忧伤。他详述了自己许多的“悔不该”,以至于因未能最后和冯至先生长谈而“抱恨终天”。文中回忆了长他六岁的冯至先生给他过80诞辰而使他“万感交集”的情景。文章最后,季先生动情地表示:“为了冯至先生,我愿意把自己泪库中的泪一次提光,使它成为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痛哭。”随着这些情感一起涌上心头的是季先生与冯至先生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友情,那种犹如“耐人寻味的抒情诗”一样的情谊,真是“美妙绝伦的,终生难忘”。这样的抒情散文细语似歌、轻叹如唱;这样的情感真心似火、深情如炙。作者凭借天赋与勤奋,让自己与冯至先生的友情像涓涓细水流淌一样,沁入人们的心田。这样的散文语言口语化,轻松自如,韵味无穷。
季先生散文之美真令人读之百味俱生,万念俱无。新年伊始,正是北方严寒的冬日,在窗明几净的书桌前细读这些散文,真是人生最最惬意的快事。这些,形散神聚于有意无意之间写就的文字,犹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有了灵性,启发了人的悟性,它将难以描摹的人生琐事化为令人难忘的一刻,将人的真善美展现给世人。人们一定会再一次感受到95岁的世纪老人献给读者的是一颗赤热真诚的心。
孟昭毅
2006年1月8日于攻玉斋

 

作者:汪清三小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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